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传记文学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融合中产生、发展的。胡适、郁达夫是这一时期较早接受外来影响的作家,也是较早对中国古典传记进行反思与尝试变革的先行者。二者都表现出了对传记文学这一文类的深切关注,不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共同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身处同一时代,面对相同的时代背景,但是他们在传记文学观念、作品创作中却表现出了巨大的区别。胡适擅长史学、哲学研究,秉持实证的历史观,传记作品学术气氛浓郁、史料翔实、结构清晰宏大,作品的人格教育功能明显;而郁达夫则擅长文学创作,认同的是主体的历史观,传记作品充溢着情感,有着鲜明的“自我”化倾向,以“个人叙事”取代“宏大叙事”,从个人的角度和体验中去书写历史、感受历史,作品的文学审美功能凸显。胡适作为“传记文学”的首倡者,试图赋予传记现代性、文学性,但在实践中却无法摆脱史学观念的束缚,侧重点仍然放在史料的收集、撰写当中,作品的“纪实写真”性强,而文学性稍显不足;郁达夫将人物传记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文学艺术进行特征规定与实践,侧重传记的文学属性,而有意规避传记文学所承载的史学使命与史学特征。从二者时代背景与当代的传记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写作从古典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全新的艺术样式显然更适应传记文学发展的趋势。本文以胡适与郁达夫的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为切入点,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意在深入探究二者在传记文学书写中的异同与价值。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首先简单叙述传记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古往今来历史观的变化、发展。传记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历史”本身,其演化轨迹可大致归纳为:历史→史传→传记文学。而依附于史的历史观同样在经历演变:主体的、实证的、浪漫的等等历史观交相发展。其次分析胡适和郁达夫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在作传过程中,胡适秉持实证的历史观,强调史料的客观性;郁达夫秉持主体的历史观,强调情感的真实性。第二章,重点探究胡适与郁达夫传记文学叙事上的区别。胡适从宏观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将传主演绎为历史的代言人——传主是历史的言说者,是进行“人格教育”的“模范人物”,因而作品内容史学气息浓厚;而郁达夫则从微观的角度,擅长个人叙事,注重书写传主内心情感的变革过程,在自传与他传中贯穿“自我”的身影,因而作品内容文学气息浓厚。第三章,探究胡适与郁达夫传记文学在结构构思上的区别。以二者的自传作品为例,胡适叙述的是他这个“思想史家”形成的过程;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中以人物影响为线索,分别叙述了来自父亲胡传、范缜、梁启超以及杜威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整部作品的结构是清晰的、具体的。而郁达夫给予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文学家,自传中着力建构的是“诗性主体”;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中以审美心理的架构为线索,以隐形的恋美情结、超越之爱、人类良知等审美心理的变化来连接整部作品。二者的他传显示的则是一种整体性结构原则。在作传目的上,胡适偏重纪念性,郁达夫则偏重认同性。第四章,阐释胡适与郁达夫在促进中国传记文学现代化转型上的共性价值。尽管二者在传记文学写作的观点、叙事与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传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他们继承了古典传记的史传特征、史鉴功能、抒情传统,同时,他们创新了传记文学的艺术观念、写作形式与艺术视角。不论是就文本价值还是历史价值,二者的传记文学作品的理论与创作价值都是巨大的,是研究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不容忽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