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研究中国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有利于更清晰地展示中国史学对世界人们思想的影响和贡献。本研究以翻译目的理论为指导,首先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建国后的史学典籍外译情况,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对各个时期国内外译者对中国史学典籍翻译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影响翻译目的的各个因素共同作用所得出的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再从微观角度出发,选取《史记》中的官职、地名、计量单位以及酷刑等文化要素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倪豪士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作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流畅性和可读性为主,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在汉学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倪豪士的译本主要以高学术性和高严谨性为特点,以大量的注释和考证为基础,采用异化策略。宏观和微观视角相结合的研究发现:特定历史时期下发起人的期待、译者的翻译思想以及受众群体等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通过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以清晰的看到译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出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译者采用归化策略;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翻译工作使得译者忽略了对文化要素的翻译。反观国外译者,在改革开放前,主要采用归化策略,而改革开放后转向学术严谨的异化策略。基于翻译目的论指导下的史学外译研究以及译本的对比分析,有利于解决“归化和异化之争”,对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有很好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