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是中英文化中的共有现象。姓名是人的一种符号代表,又是人的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圣经·箴言》也写到:“美名胜过大财”。姓名对人的重要性,在中西方都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古往今来,中西方对于姓名的研究却相当局限。在中国,古时许多学者虽对姓名做过研究,但只是解其字义而未加以发展。尽管近现代学者研究姓名已经深入到文化层面,并有一定的中西姓名文化对比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对比往往局限于语言学层面,并没有与跨文化交际理论相结合。西方的姓名研究成果更是局限于英语姓名研究,鲜有与中国姓名加以比较的成果,更没有与跨文化交际结合的研究。作为交际中交际双方首先遇到的信息,姓名称呼显得尤为重要。而中英姓名文化的诸多异同,容易导致中英跨文化交际中姓名使用的失误,进而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通过追溯中英姓名的历史文化渊源,采用跨文化交际理论对其进行对比和比较研究,并对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姓名使用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建议。关于姓名的渊源、构成与发展,中英国家各不相同。然而,各自的姓名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作为语言表达的一部分,姓名本身也体现了社会文化。本文运用Hofstede的文化尺度: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避免不确定性以及权利距离,进而对中英姓名进行跨文化交际层面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文化主要特点的“集体主义,避免不确定性高,权利距离大”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避免不确定性较低,权利距离较小”等特点,在各自姓名文化中均有所体现。此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也无不渗透到了各自的姓名文化中。最后,尽管有诸多差异,中英姓名亦具有某些相似点,这在姓名的起源、姓名的隐喻化用途等方面有所体现。关于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姓名使用,理论上,跨文化交际能力在“道”与“器”双重层面的培养尤为重要。实践上,根据交际进行的具体语言环境,交际一方可根据原名的涵义、发音或自己的意愿为自己取一个符合交际语境的新名字。这样,新名字不仅带有源文化的特点,也符合目标文化的一定原则,是两种文化的和谐交融,可以尽可能减少姓名使用的失误或失败,一定程度上有促进跨文化交际的作用,例如“大山”(Mark Rowswell),“安乐哲”(Roger T. Ames),“Jet Li”(李连杰)等等,就是类似成功的例子。将中英姓名进行跨文化交际层面的对比研究,并对跨文化交际语境中姓名的使用提出理论与实践建议,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和意义所在。我们认为,只要交际者能熟悉各自的姓名文化,培养“道”与“器”两个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遵循本文提出的实践建议,那么,以恰当的姓名使用为开始的跨文化交际会更加顺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