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所有权结构、董事会和地区制度环境与大股东掏空的关系,并研究了大股东的性质对所有权结构、董事会和地区制度环境这些公司治理特征的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大股东的确对其他公司治理特征的治理效果起着调节效应。具体地,在民营企业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地区市场化指数都和大股东掏空显著负相关,董事会的财务背景和法律背景都和大股东掏空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的政治背景和大股东掏空不显著相关；在地方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地区市场化指数、董事会的财务背景和法律背景和大股东掏空不显著相关,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背景和大股东掏空显著正相关。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理论层面上,第一,本文重点探讨了大股东性质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发现大股东的性质对所有权比例、制度环境、董事会等其他公司治理特征的治理效果有调节效应。这不仅解释了以往文献对这三个公司治理特征的治理效果的结论的不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大股东的性质在了解公司治理效果时很重要,应该引起学者更多的关注。第二,本文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衡量董事会的治理特征,发现董事会的职业背景和政治背景能够解释大股东掏空行为,这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董事会的治理效果,而且扩展了研究方法。实践层面上,本文的实证分析有几个重要的发现。一是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有着不同的公司层面的治理机制,这种公司治理层面的不同验证了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不同,二是外部环境约束对于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约束力,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既要坚持推动市场化发展,赋予证监会更多的行政监督权力,又要致力于政府体制的改革,从根源上抑制企业大股东的掏空。三是董事的执业能力由于董事的不独立性,不仅没有对大股东的掏空起到抑制作用,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掏空的“帮凶”。这点应该引起股民和监管层的高度注意。在聘用董事时,不能仅仅关注董事执业能力的光环,而是要重点考察董事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