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使二者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任务。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国外发达国家军工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抓好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发展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如何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化发展，不仅是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亟待破解的重要理论问题。
　　本文采用数学建模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技术和区域政策等三个维度研究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集聚经济来源、区域政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并结合国内外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对推动我国军民融合产业集聚提出对策建议。
　　一、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内生化的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空间-技术-区域政策”三维度理论分析框架，实现了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可能。论文运用数学建模、均衡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技术，从空间、技术和区域政策等三个维度研究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和形成军民融合发展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丰富了对军民融合产业集聚机制的研究视角，对技术和区域政策的研究则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范畴。
　　二、研究为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政策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集聚提供决策依据。基于核心—边缘结构的区域政策理论分析表明：(1)沿海地区提高税率将使得生产效率较高和军品份额较少的企业率先从发达地区向内陆城市迁移，而军品份额较高、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则留在发达地区；(2)边缘区地方政府对军民融合企业的研发补贴短期内不会改变军民融合产业布局，但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将在长期改变军民融合产业分布；边缘区地方政府对军民融合活动的生产性补贴，短期内有助于留住企业，使之向核心区流动速度变慢，但最先留住的是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长期将不利于区域内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和产业升级。
　　三、从军民融合企业选址和迁移决策的微观角度检验了对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并对异质性军民融合企业选址影响因素及其军民融合产业集聚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根据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军民融合产业集聚路径可分为外部性驱动型和战略驱动型等两大类型；“军转民”和“民参军”企业的不同部门迁移决策不同，在宏观上表现为军民融合产业空间分布。
　　四、基于全球212个国家与地区面板数据对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绩效的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度与武器出口竞争力存在稳健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制造业集聚度在小于门槛值范围内，增加制造业集聚度显著提升武器出口竞争力，但超过门槛值反而会降低武器出口竞争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组估计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制造业集聚度门槛值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两者的差距可以通过控制其他因素而变小。此外，随着战争状况的恶化，制造业集聚度门槛值将增加，从而延缓拐点的到来。
　　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国内实证研究表明：(1)技术维度因素(知识溢出效应、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和区域政策(历史性区域政策)对军民融合集中程度和区域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均有显著影响；(2)历史性区域政策具有显著持续性和连续性，表明历史性区域因素在现阶段仍然对我国军民融合产业分布起重要作用，但二线地区受三线建设的长期影响要比三线地区小得多；(3)运输成本对不同地区影响具有差异性，三线地区对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高于二线地区，且三线地区军民融合产业集中程度随运输成本的下降而显著增加，而二线地区军民融合产业集中程度随运输成本下降反而下降，一、二线地区运输成本低于三线地区，市场竞争程度更为激烈，军民融合产业分布相对三线地区更早进入分散阶段。
　　六、论文认为，政府合理运用政策工具能有效改变军民资源的空间分布，从而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并从空间、技术和区域政策等三个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军民融合产业集聚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