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的西藏地方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连续发生几次夺权斗争的事件，而且间隔的时间都很短。策墨林事件、热振事件和班丹顿珠事件等都是上层统治阶层内部的夺权斗争，并且在西藏地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朝中央政府在对这三起事件处理上，态度截然不同。两位摄政第二世策墨林阿旺坚贝嘉措、第三世热振阿旺益西楚臣无一例外地，用不同的途径，选择了一个相同的方式，就是向清朝的皇帝进行申诉，以期得到公正的答复。班丹顿珠事件是一次以下犯上的窜权阴谋行为，在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下，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是罪不可赦的，班丹顿珠等人在事后受到严厉的判决。说明了清朝中央政府在管理、处理西藏地方事务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在处理这些事件上，驻藏大臣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琦善抵藏后，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奏中央参劾摄政策墨林，并围绕此事，弹劾、罢黜了包括前任驻藏大臣孟保等一批驻藏官员，还在西藏地方进行改革。尽管策墨林被罢黜事件，尽管存在着许多疑点，他的改革导致了以后驻藏大臣权力的部分丧失，但也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权威性。满庆在藏十余年，历经廓藏战争和十一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并主持了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该说满庆在任职的前期是恪尽职守。摄政热振事件时，满庆任期已到，新任驻藏大臣景纹却延期三年才抵藏。在热振事件中满庆无力干预，只好任事态的继续发展，致使摄政热振携印逃亡。清中央政府在调查此事时，发现驻藏大臣满庆隐瞒了噶伦夏扎·汪曲杰布被革职一事，以及夏扎向满庆行贿、李玉圃有偏袒反对摄政热振的僧人等情况。此时，清中央政府已经任命夏扎·汪曲杰布为代理摄政，并破例封其“诺们罕”这一宗教名号。虽然一度曾想废除夏扎·汪曲杰布，但事已即此，清中央政府也只好承认事实，正式任命夏扎为摄政，对热振呼图克图的申诉，也不了了之。所以，出现了自1757年设立“掌办商上事务”即摄政制度以来，第一个由世俗官员任摄政、给一个世俗官员封赏“诺们罕”名号的特殊情况。。至于驻藏官员满庆、李玉圃等人被革职查办。清朝中央政府此事处理过程中，所出现的犹豫不决、命令不畅(清帝曾多次命令景纹赴藏，但他以种种理由推延了三年之久)、查而不断等情况，说明了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权威在逐渐削弱。在1871年的班丹顿珠事件中，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是罪不可赦的。所以，清中央政府命令驻藏大臣恩麟出兵弹压，严惩治罪。恩麟在此事件中，果断从事、处罚严厉，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尽管他在奏折中称“将班垫顿柱枪毙”。 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分为：孜科尔(僧官)、雪科尔(也称仲科尔俗官)，官员几乎来自贵族。虽然自1751年废除了贵族专权的第巴制度，但是贵族一直在西藏地方政府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十九世纪中期，各个贵族家族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参与不同的政治纷争，有胜有负，但始终是赢家。 达赖喇嘛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治上的统治者和精神上的领袖，他的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家庭也一跃成为贵族。由于达赖喇嘛从寻访、认定到亲政，需要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清朝中央政府于1757年设立了摄政制度，就是为避免这二十年的权力空缺。担任摄政一职的均是上层活佛(第悉夏扎是例外)，通过上层僧侣阶层来牵制和限制世俗贵族官员的权力，以期达到对权力的制衡。这在摄政制度设立近百年来(八十七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基本稳定。随着清朝政府的衰亡，西藏地方政府政局也随之动荡不安。在短短的三十几年内，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政局的动荡。 十一达赖喇嘛克珠嘉措、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两位由于年纪的关系，亲政的时间都很短，对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通过研究该课题，以期用清晰的历史线索阐述，十九世纪中期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历史，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发展；试以揭示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的根源；西藏地方政局有哪些变化及特点等等。达到澄清这一段历史，补充和丰富西藏地方近代历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