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段时期，被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将其视为中国存亡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国如何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遇和如何避免中国亡国，当时各派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而由于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不同由此发生了清末一场大辩论。辩论中，由于改革派与革命派声势较大，且两派在诸多方面的见解不同，特别是其各自对清政府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即中国该施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还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国的新制是君主立宪制还是立宪共和制，这两个大问题的主张不同而成为清末大辩论的双方。　　 1902年，康有为发表其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紧接着支持改良的文章《驳革命书》、《敬告我国民》、《官制原理篇》、《释革》等相继发表，革命派也先后发表了《革命其可免乎》、《革命制造厂》、《驳“革命驳议”》、《驳康有为书》等文章与之辩论，由此清末最后一场辩论悄然开始。辩论之初，两派多围绕推不推翻清政府、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个主要问题开展辩论。很显然，两派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相悖的。改良派坚守天演论，认为中国不具备走民主共和制的条件，中国应该逐级演进，君主立宪制是中国不可逾越的阶段；同时，他们还认为清政府在中国改革中不可或缺，排满思想是狭隘的、不可取的。革命派则认为中国要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必须进行革命，建立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被认为最好的民主共和制，而清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工具，是中国独立自主的最大障碍，必须推翻；满人乃汉人国家的窃国者，其种族低劣，与汉人有着不可抹灭的国恨家仇，中国要复兴，必须驱除满人。　　 虽然两派对以上这些关键问题的解答相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所有观点在一开始就是对立的。如两派在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一些具体方法上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两派在政治上，都主张废除君主专制，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一致性说明了，两派在辩论肇兴之时，其关系并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更多的是相互探讨、相互切磋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改良派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关于诸多中国改革细节问题是有他们提出的，革命派则更多的是就改良派提出的问题或方案，结合有利于自己的理论与思想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并在辩论中结合自身以往的革命实践，不断充实自己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与革命实施方略。　　 改良派在辩论之初的强势地位，与他们无论在当时的学界、舆论界，还是实践改革的行动上都是“老前辈”有着重要的关系。这是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辩论之初，不得不跟随改良派的步伐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时势的不断发展，革命派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充实与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该辩论的成败成为定局。同样，因为此场辩论发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与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学界对其关注度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