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典型的多族群国家,少数族群(主要包括原住民、法裔和少数族裔)公民权利和国家认同的定位是加拿大公民身份构建的难题。二战结束之前,英裔种族主义主宰了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构建。原住民作为受国家监护者,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法裔因英帝舵的防范、肢解和压制,公民权利实现程度弱于英裔。少数族裔公民权利依据与英裔在肤色和文化上的亲疏被分为不同等级,有的根本被挡在了公民权利的大门外。加拿大政府期望以英裔为中心的强制同化和刻意排斥构建各族群对英帝国的效忠,但却导致了族群关系的紧张与国家认同的严重分裂。二战结束是加拿大公民身份历史的转折点。以1946年加拿大颁布历史上第一部《加拿大公民身份法》为标志,加拿大人正式具有了“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此后,加拿大政府逐步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主义,开始构建一个公正的少数族群公民身份。本文主要关注二战后加拿大少数族群公民身份演变,重点研究公民权利变化与少数族群加拿大认同之间的关系。鉴于种族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从1946到1971年多元文化主义国策出台以前,自由主义成为了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指导原则。在这一阶段,族群身份在加拿大被普遍视为与公民权利无关的私事,个人而非族群被当作公民身份的法律主体。加拿大政府试图通过不分族群差异的个体公民权利体系构建增进加拿大对少数族群的向心力。无疑,自由主义对提升少数族群个体公民的平等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实现以共同的加拿大认同解构或替代族群认同的目标。原住民不但不愿意因平等的个体公民权利而放弃民族身份,而且开始意识到自身民族主权地位。魁北克省法裔民族主权意识在平静革命后觉醒。少数族裔也开始要求自身的群体文化权利。基于自由主义重个体公民轻族群群体的局限,1971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政府在继续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将多元文化主义精神引入到了公民身份的建设之中,积极构建多元主义公民身份。原住民被授予了普遍的自治权利。魁北克省准国家地位被部分接受。少数族裔的群体文化权利受到保护。的确,多元主义公民身份使加拿大社会更为包容和开放,提升了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缓和了族群间的矛盾,但也鼓励了少数族群认同的膨胀,弱化了共同的加拿大认同。原住民自治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与摩擦。魁北克省两度举行独立公投。少数族裔对加拿大的认同进一步碎化,族群隔离、谁是加拿大人,加拿大该是什么样的变得更让人困惑。因为意识到多元主义公民身份的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加拿大借鉴共和主义原则对多元主义公民身份进行了调适。原住民自治权被给予了新的限制。法裔分离主义被加上了多重约束。少数族裔被进一步要求融入加拿大社会。事实证明,这种调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未能根除少数族群国家认同薄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根源,少数族群对国家认同相对薄弱的局面并未完全化解。部分原住民依然抵触联邦主权,魁北克省法裔民族主义政党依然没有放弃独立主义。少数族裔对加拿大的感情认同、价值观认同与国情认知依然有待加强。总之,形成共同而强大的国家认同是加拿大少数族群公民身份构建和调适的终极目的。由于加拿大族群结构的复杂性、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以及公民身份模式自身的两面性,三种承前启后的公民身份模式共同应用到加拿大的实践中,在效果上呈现出了明显的悖论局面。一方面,少数族群公民权利扩大与国家认同的增强在加拿大未必是成正比的,两者在多数时候是矛盾的统一体,甚至某些时候会相互背离。另一方面,尽管加拿大少数族群国家认同薄弱而分散,但加拿大依然是一个和谐有序而稳定的社会。迄今,加拿大少数族群自我群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依然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二战后它对少数族群公民身份的构建与调适值得其他多族群国家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