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延边地区是一个外交冲突不断的热点地区。大量朝鲜族人口聚集在此,随着反日斗争的高涨,延边地区逐步成为朝鲜族反日运动的中心。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长。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取得胜利,借此开始控制了朝鲜,占领了中国的台湾。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中国东北由俄国独霸变成日、俄共占的格局。日本为了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日俄战争,同时为了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于1907年～1909年间,利用朝鲜移民问题,挑起了中日“间岛问题”,进而把势力伸进延边地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借助朝鲜移民问题,不断挑起事端,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由于延边地区是中国东北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延边地区也就成为中日双方矛盾冲突的交界点。陶彬自1907年就任延吉厅同知以来,至1928年9月17日去世,其间除去1914年～1920年期间调任吉长道尹外,他在延边地区任职长达17年,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以及延边成为中日冲突的焦点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因素,他的施政对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文章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力求阐述本文的主要核心,点明本文的主题;第二章主要阐述陶彬的任职与近代延边地区行政沿革,力求通过他的个人经历、时代背景,客观地体现出陶彬在延边地区执政的重要性,而他施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对朝鲜族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章阐述陶彬对朝鲜族社会的入籍和教育政策,归化入籍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培养一种国家归属感的性质,自然历史上的国籍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陶彬等国家官员的努力对促进中国朝鲜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铺垫作用;中方的教育政策同日本的殖民教育有很大关系,中方对朝鲜族的同化教育政策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朝鲜族社会教育界的要求。第四章主要阐述陶彬与朝鲜族社会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不可否认,中方在对待朝鲜族反日运动的态度上,有对抗日本的意义,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日本利用朝鲜族对中国主权的侵略。相对而言,利用、维护、鼓励朝鲜族的反日运动也就成为一种手段。陶彬对朝鲜族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待朝鲜族武装运动、新闻、亲日团体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几个方面;第五章阐述陶彬的执政特点,也体现了陶彬思想的另一面,一个历史人物必然有其局限性的一面,陶彬也不例外。这里主要对比了影响朝鲜族社会的几个重要历史人物:吴大澄、吴禄贞、张世铨、章启槐。通过对比更能看出陶彬在对日交涉上同这些官员的不同,从而能反映出他的执政的特点;第六章力求客观评价陶彬其人对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述陶彬任职对朝鲜族社会的影响,力求客观地阐述陶彬在维护国家主权、促进朝鲜族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