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归人们视野的公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在现代国家自身正当性奠基困境的领域做了积极的思考,为现代国家走出启蒙以来“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立法秩序无法为自身合法性作出确认的困境做出了积极有利的探索。他提出的政治的“敌我划分”等理论不仅是在法理层面为政治正当性做论证,而实际上他是通过天启神学教义的“原罪”理论作为现代正当性的理论来源。通过神学到尘世的正当性比附,他把神学的权威归于人民主权,实际上是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工具理性,为现代性国家找寻真正的出路。本文通过追溯正当性问题给现代性国家带来的深刻困境,试图借助施米特的“敌我划分”、“人民主权论”找到施米特对正当性问题的理解视角。通过追溯西方政治传统和神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展示出施米特独特的神学思想。与此同时,本文还集中讨论了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以及正当性对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意义,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施米特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民主权至上、主权决断论的特征,这是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实质性问题,而施米特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对“人为”表现出了一种无言的肯认。正是因为施米特敏锐地洞见到了现代国家在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发展中必然走进自身政治正当性这一前提性困境,才积极地找寻神学基础作为现代性国家走出困境的理论来源,这也是施米特政治正当性的意义。同时,施米特所做的现代性困境下作的探索,尽管反对自由主义,但仍然是自由主义视野内的现代性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