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生活是儒家魂萦梦牵的“永恒的乡愁”,儒家对礼乐生活的向往与思考内在地反应了其生存旨趣及生存期待。文本《礼记》是《五经》之一,其对礼乐生活的描述与思考较为集中,在塑造民族心灵,引导文化精神上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历代学者对《礼记》之研究,多着重从礼仪形式上给出说明,对《礼记》中所蕴涵的一种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探讨不够充分。从《礼记》成书情况可以看出,《礼记》为儒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礼坏乐崩”现象进行自觉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指出“制礼作乐”活动不仅是一项政治事业,也暗含了一种礼乐生存样式的期待与追求。从礼乐的字形构造及意义上可看出礼乐所蕴涵的生存旨趣。从字源上看,礼指向人之祀神求福活动,乐指向人的一种生存情态。从流传文本看,礼乐内涵大体包含如下层面意义:生活礼乐,主要由礼乐之文构成;情态礼乐,由礼乐活动主体应有的道德情感构成;本体礼乐,主要表现为“序”与“和”,指出了礼乐存在的本体论根基。本体礼乐的内涵在《礼记》中得到自觉地阐释。从先秦“三辨”的视域出发,可发现礼乐在人禽、华夷、君子小人的分辨中起到标志性作用;通过类的差异性、文明的差异性、生存境界的差异性的揭示,礼乐生活承诺了文与质(文化与自然)、理与情的统一并期求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境界。此外,礼乐亦成为华夏民族走向文明的标志。历史地看,礼乐生活并非是当下思古幽情的凭空遥想,亦有其现实的历史根据。通过对冠、昏、丧、祭,乡、燕、射、聘等礼事活动的描述可以看出,从个体生命意义之确定到公共生活之展开,均充满了礼乐气息。正是在礼乐性活动中传达了华夏民族的生存期待及价值追求。在文本《礼记》看来,礼乐生活亦有其本体论根据。首先,具有本体论意味的礼之序与乐之和,成为世界的结构性要质,世界自身存在即具有礼乐性;其次,人乃“天地之心”,在世界中居于独特地位,惟有人可以领会世界的礼乐精神,并通过制礼作乐活动传达这种精神。再次,礼乐与生命存在的德性之间亦存在着内在关联性。在礼乐、人、世界的相互映射中,礼乐生活赢获了本体论上的担保。在对礼乐密不可分的一体性地强调中,文本《礼记》展现出如下思考维度:世界是秩序与和谐的统一体、人是身心统一的存在。礼乐生存图景在先秦既已被其他学派批判。总体上看,道家、墨家与法家都呈现出尚“质”而轻“文”的倾向。各家对礼乐批判的具体内容虽有异,但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礼乐活动之现实功效与其期待目标之间是否一致;其二,就人之情性而言,礼乐究竟异己的、外在的还是其本身就植根于人情性之中,这两方面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具体生活礼乐有效性及情态礼乐的诚伪性问题。礼乐生活所展现的具体的生活形式与主体德性完善相统一的思想旨趣,无疑可为我们思考当下生活共同体的团结与共识的达成提供某种指引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