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台湾作家施叔青的小说作为文本分析对象，基于她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作品主要风貌的分析，探究作家所置身的文化语境对其创作的影响。而贯穿施叔青创作始终的，是一种很明显的心理动因——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表现在作品中，这种文化认同感转换为对创作源泉、动力等等方面不懈地追求。在“失去”最初的故乡——鹿港后，施叔青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飘荡在不同的时空中，志在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文化故乡”，从而一解缭绕不去的“文化乡愁”。 本文根据施叔青“鹿港—台北—香港—台北”的生活轨迹和作品中主要反映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章，对施叔青早期作品做了一次梳理，主要线索是她对“台湾——乡土社会”的追忆。到了一九七零年代后半，她的小说中城市面影逐渐增多，不过城市也始终处在和乡土社会对照的位置上。 第二章，施叔青香港时期的作品，主要是“香港的故事”系列和长篇《维多利亚俱乐部》，成为主要分析对象，她所熟悉的都市红男绿女的爱恨情仇进入创作视野，重在讲述“男人”和“女人”在消费社会不同的生存境遇。首先揭示都市消费社会中女性情感空间为物质挤压而变得狭窄不堪；此外，以《维多利亚俱乐部》主人公徐槐为例，在“男人购物”的情节背后，管窥消费社会另一层面特质。 第三章，“香港三部曲”对香港百年的殖民历史进行了想象与追述，施叔青讲述历史，却从“传奇”落笔，以青楼女子黄得云作为东方殖民地香港的象征，以黄家的发家史映射香港的发展过程；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也构成作家历史想象的重要环节。 第四章，香港生活经历的沉淀和反刍，使施叔青在完成于1999年的长篇《微醺彩妆》中延续了对都市后殖民生存境遇的关注，“世纪末”是施叔青把握台北一地的关键词。台北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文化故乡”因之变得更加无从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