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始凿于公元前486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至今地跨我国中东部八省及五大水系。大运河时空跨度极大,在每个历史时期与运河沿岸等多个人群的生活均有着或深或浅的交集,大运河是不同时期生活方式的重要印记,故而全面深刻地了解大运河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文化研究的表征理论研究大运河形象,而媒介是表征大运河形象的重要语言系统,故本文将结合文本分析、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不同媒介文化中的大运河形象表征机制展开讨论。本文第一章,将对历史语境中的大运河形象展开研究,此阶段大运河形象的媒介语言系统经历了从纸质媒介到大众媒介的变化。在纸质媒介中,大运河主要以漕运和水利工程的形象出现,此时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整个官僚系统中,纸质媒介中的大众只是作为一个数字的形式存在于传播媒介之中。在大众媒介时代,报刊和电视的兴起,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大众可以更大范围地接收信息,大众的话语权由大众媒体选中的意见领袖得以实现,《话说运河》的案例很好地阐释了大众媒体中这种双向互动所促进的意义的循环。第二章探讨在新媒体语境中,由于其独有的匿名性和开放性特点,更多的话语主体位置被生产出来。公共机构、市场、大众等更加多样化的主体在话语共同体中的力量发生变化,在官方机构、社会机构、商业机构以及大众视野中对大运河的认知明显呈现差异性,分别以世界遗产、漕运历史、旅游景观和生活地标等形象展现在各话语主体中。第三章考虑到当下后申遗时代的历史语境,以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形象展开讨论,此章节结合项目调研中的田野访谈资料,试图探索当代新媒体语境中的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新媒体语境中,权力往往和知识产生联结,通过从水利学、建筑史、漕运史、遗产学等方面生产关于“世界遗产”的科学,进一步通过立法的形式为世界遗产开路,规定哪些行为是好的,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除此之外,市场因素的加入使知识的生产更加复杂,商业话语通过不同方式渗透到官方、社会机构和个体等各个层面,获得强势的话语地位。在关于大运河话语共同体的场域中,个体开始获得更多话语权,但因话语权力之间力量悬殊,其博弈结果往往掩盖了新媒体中用户量最多的大众带来的优势。通过对新媒体以及田野访谈中对大众的观察发现,一方面大众通过新媒体渠道传递了大运河的意义甚至披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因其力量的薄弱,往往在运河的表征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本文对当代媒体语境中的大运河形象表征机制做出反思,新媒体独特的优势,使话语主体超越了传统媒体的短板,让整个社会大众可以真正参与到大运河形象建构之中。但新媒体本身也存在这样的矛盾:为更多主体争取到表达话语的权力的同时,又无法克服话语力量之间的巨大差距。因而,文末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促进话语共同体中话语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大运河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