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WTO之后,进入了出口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四万亿”计划的出台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攀升。随着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转型,地方政府融资开始向城投平台倾斜。城投债规模的持续扩张带动了理财、信托、资管等非标产品规模增加。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加剧了金融部门、实体经济部门、政府部门累积的金融风险。虽然“去杠杆”工作的开展和“资管新规”的出台,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债务风险累积,但融资环境的收紧也使得部分企业暴露出信用风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金融风险始终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基于我国的历史背景,本文以“双支柱”调控框架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从金融稳定与宏观稳定视角研究“双支柱”框架的政策效应问题。“双支柱”框架是我国吸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验教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借鉴国际共识并结合中国国情的一个有益探索,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因此,本文以此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另外,考虑到我国政府部门对经济增长与房价较高的关注度,本文对“双支柱”框架政策效应的界定,除了包含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外,也涵盖了经济稳定（即经济增长）与房价稳定。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先以金融稳定作为政策效应的研究重点,之后进一步将价格稳定、经济稳定、房地产稳定的宏观目标加以考虑。本文通过多个研究视角以及不同的实证方法,相对全面的考察了“双支柱”框架的政策效应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我国的现实背景展开。首先重点研究“双支柱”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历史上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经历了较多探索与变革。货币环境也随之表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特征。虽然我国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了货币供给目标,但央行仅能控制基础货币投放,实际的货币派生效果还取决于银行的放贷意愿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借款意愿。不仅如此,影子银行的存在也会对货币供给形成扰动。总体而言,央行要将货币供给控制在合意目标水平的难度较大。货币供给的动态调整更可能是现实世界中的常态。那么当货币供给发生非正常冲击时,金融稳定会受到何种影响,“双支柱”框架能否发挥金融稳定作用,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首先从货币冲击问题切入,研究了货币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正向冲击会增加金融不稳定性,主要表现为系统性风险的增加,以及银行被动风险承担的增加。之后本文在货币冲击背景下,考察了“双支柱”调控在金融稳定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效果,发现在“双支柱”框架的约束下,货币冲击对金融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明显减弱。在研究发现货币冲击并未导致银行主动风险承的上升后,本文将关注点移至影子银行问题。本文发现正向的货币冲击促进了影子银行的发展,这表明要维护金融稳定,仅关注银行表内（主动）风险承担行为是不足的。此时考虑“双支柱”调控框架后,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削弱货币冲击带来的消极影响。总体而言,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双支柱”政策在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更加细致的维度上,本文根据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性质分为多个类别,同时考虑到我国特殊的银行业结构,以及不断变化的经济背景,从多个角度对“双支柱”框架的金融稳定作用（基于SRISK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总体上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于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积极作用。其中,针对银行资本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针对银行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及综合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效应较为明显。基于银行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与货币政策配合时,作用于银行本身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及综合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能够抑制各类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针对借款人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仅对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有效。基于房地产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房地产市场处于“泡沫期”时,“双支柱”政策调控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难度相对较大,此时应综合运用多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逆周期调控而言,同样需要多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以实现较好的调控效果。我国实施的MPA评估体系总体上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另外,我国金融业在金融科技方面已经取得较快发展,其对于行业本身以及“双支柱”调控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支柱”框架的金融稳定作用。监管部门有必要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同时考虑将金融科技纳入“双支柱”框架范畴。一方面有利于减轻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便于更好的利用金融科技手段防范与应对金融风险。除金融稳定效应外,本文还基于宏观稳定视角研究了“双支柱”框架的政策效应问题。央行在宏观审慎指引中已经明确,宏观审慎管理往往具有“时变”特征,即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状况动态调整,以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再加上我国经济环境以及“双支柱”框架调控思路也在动态变化,因此有必要从“动态”的视角切入,研究“双支柱”框架的政策效应问题。本文使用TVP-VAR模型研究了“双支柱”框架的宏观稳定效应,该模型将参数时变化,可反映脉冲响应的时变特征。同时该模型也便于研究“双支柱”框架的“双目标”政策效应。在该部分对政策效应的研究中,本文主要研究了多个“双目标”组合,即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物价稳定与房价稳定。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仅包含货币政策的单一政策框架的调控效果,弱于同时包含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不仅如此,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系统性风险的作用,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也能起到一定的对通胀水平的抑制作用。二者在协调配合使用时,应统筹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从时变特征来看,随时间推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均呈现改善趋势。但在极端事件发生时,调控操作仍需仔细斟酌,一味的收紧调控政策可能加剧事件的负面冲击。在“双目标”的宏观调控要求下,“双支柱”政策能够较好的发挥与预期相符的调控作用。基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首先,货币冲击对金融稳定具有消极影响,我国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对于风险防范,除了关注银行表内风险承担行为,还应对影子银行业务实施动态监测,警惕影子银行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此外,监管部门有必要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相对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实施差异化监管。虽然在货币冲击背景下,“双支柱”框架对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影子银行问题的存在,其调控效果仍存在改进空间。在必要时,还可考虑其他监管政策配合实现金融稳定目标。选择最优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在健全和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时,监管当局可以考虑根据银行性质的不同,以及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实施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为了更好的发挥“双支柱”框架的宏观稳定作用,监管当局还应考虑丰富调控政策工具箱、改进调控机制,并为突发事件做好非常规调控的准备工作。在“双支柱”政策协调方面,我国应当坚持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发展思路,继续发挥“双支柱”政策在实现宏观稳定目标时的协同性。同时在政策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应当重视政策调控方向与力度的协调。除了“双支柱”政策自身的改进以外,其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也应与央行保持密切沟通。努力做到在政策实施前,牵头部门保持一致目标,避免政策冲突。虽然我国当前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总体上能够有效发挥宏观稳定作用,但现实世界始终是复杂多变的。“双支柱”框架的健全与完善工作具有长期性,监管当局要在持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统筹全局,不断改进政策工具与协调机制,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