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前几十年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价值系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并发生了动摇。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借鉴西方的相关理论,对传统价值系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思想主张。先驱者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个体价值的发现和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生机与活力的焕发,就无以振兴国家和民族。他们的理论探索,为其后的价值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价值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维持原状,它的整体结构就不会分崩离析,新的价值系统也就无法建立。辛亥革命后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与价值标准的失衡有关。其表现之一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化。由于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难免出现违背传统规范的行为,出现所谓“道德滑坡”。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往往引起思想敏锐者的痛苦和迷惘。其表现之二是社会越轨行为的普遍性。人们践踏传统伦理道德,藐视社会权威,行为无所规范,欲望有所放纵,越轨成了普遍现象,以至于无法分清越轨和非越轨行为。但是,应该知道,规范和准则是历史地形成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整体越轨出现在伦理道德中,说明社会转型已经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说明清算传统价值体系已成当务之急。面对权威失落后精神界出现的价值迷失和道德失范窘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在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应对方略。激进派知识分子以摧毁传统价值系统为前提,以重建全新的价值系统为目标,引进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观念,立志全面清理儒学价值系统。他们强调道德价值的相对性,否认一切价值的永恒性,导致了传统价值系统的加速解体。然而,他们对价值相对性的过分偏重和对现代性的片面追求,又使其忽视了对终极价值的探讨。而保守派知识分子过于留恋传统价值,缺乏对传统价值系统的必要反思和批判,不利于人们冲破守旧思想的牢笼,顺利进行面向现代化的价值重建。不过,他们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坚守和探索,是对激进派知识分子缺失的一种必要补充,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