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形式,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化的传播,更是一种人际交往和社会伦理活动。翻译伦理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翻译家Antoine Berman是最早提出“翻译伦理”概念的学者。他主张摒弃翻译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反对通过变形、改编等方式对译本进行本土化。Berman提出了翻译活动中常见的12种变形倾向,并阐释了它们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对这12种变形倾向的分析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尽量避免这些倾向。《围城》作为我国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上饱享盛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其英译本做过分析研究,但鲜有人从翻译伦理角度来研究。本文拟从翻译伦理角度出发,以贝尔曼提出的12种变形倾向为分析框架,对珍妮.凯丽和茅国权合译的《围城》英译本进行分析,并通过具体例子说明这些变形倾向在译文中是如何体现或者避免的。研究发现,Berman所提出的大多数变形倾向在译文中并未体现,《围城》的翻译保留了原作的异域特征;其中有三条倾向在译文中有所体现;有两条倾向在译文中既有体现又有避免。从总体上看,译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关注到并尊重了原作语言文化中的“异”,并通过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将其较好地还原到了目标文本中。翻译小说,尤其是像《围城》这样文学色彩浓厚、语言形式多样的小说,译者所追求的翻译目标和其应遵循的翻译伦理深刻影响着译作的品质,翻译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播;而贝尔曼对翻译伦理的关注和其对诸种变形倾向的阐释尤其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