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英国大选,新工党藉“全女性决选名单”与“妇女大臣”两项政策,将101位女性送入英国下院。如果仅将该政策归为工党为拉拢女性选票而推出的政治筹码,则未免失之草率。因为,二十世纪既见证了英国工党的兴衰沉浮,也谱写了英国社会性别现代化的跌宕开合,而这两者之间又颇具渊源。城市化将英国社会性别中的维多利亚遗风撕开一条缝隙。女性独立意识的萌动,妇女组织的兴起与其对参政权利的渴望,汇成为一股合力。这股力量由静默走向喧嚣,使“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在历史记忆中留下“暴乱分子”的印记。作为妇女参政运动的两大领袖：福西特夫人以提供大选资金为筹码,换取成立伊始的工党对女性参政权的些许支持；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则与早期工党领袖凯尔·哈第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并取得后者在政治上的“宠溺”。初创时期的英国工党,就已经与英国社会性别的现代化调整结下不解之缘,而奠定英国工党大党地位的艾德礼政府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则与英国妇女的志愿活动更为紧密相关。两战年代,英国女性由家庭走向公共生活。工党女性活动家对“妇女贫困”问题犹为关注,她们与广泛掀起的志愿活动一起,在同妇女福利权益相关的众多领域多有建树,并为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提供重要参照。尽管声称是“真正为女性谋利的政党”,然而工党对改善妇女“家庭财政大臣”的经济地位助益有限。究其实质,社会主义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是违背了贝弗里奇“有限福利”的信念,试图满足全民的所有基本需要,挤占了志愿组织的活动空间；二则通过将女性的福利权益与丈夫捆绑,把本已松动的性别关系再次固定下来,女性成为福利之途上被遗忘的功臣。福利国家的全民性有待考量,对“公民”资格的解读,是折射英国社会性别现代化进程的有力维度。真正的自由必须依靠法律来巩固和保障。直至走出长期政治失语的困境,威尔逊政府才对女性的社会权益以立法形式给予肯定。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形成与个人意识的膨胀,英国掀起新一轮的女性主义运动。新女性主义者将“政治”的外延扩大,力图祛除英国妇女遭受的特殊压迫,并在某些领域取得工党及工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基于撒切尔夫人的铁腕改革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八十年代庞大的失业队伍与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工会代表大会妇女顾问委员会年度会议(WAC)对女性的就业不公正给予重点关注,试图对“撒切尔灾难”进行补救。布莱尔工党的新女性政策,是二十世纪英国社会性别现代化历程的里程碑式产物,也是英国工党妇女政策的一大革新。福西特协会对大选中存在“性别缺口”这一现象的揭露,引起工党对妇女选票之重要意义的正视。工党内部女性活动家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大气候的影响等,也是促成新女性政策得以最先在工党生成的重要因素。此外,激烈的争论过后,新女性政策逐渐引起保守党和自民党领袖对妇女参政权益的认可与支持。然而,结构性暴力与根深蒂固的文化歧视使女性议员成为众矢之的,她们几乎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普通妇女则普遍受制于“玻璃天花板”与“玻璃隔墙”,新女性政策的利弊得失值得深思。至此,二十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的变迁和工党的发展呈现出同步的历史拐点。英国工党既乘社会性别现代化之风而起,又为社会性别的现代化推波助澜。英国政党政治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沿着“阶级与性别”之争和“父权与组阁”之辩两条路径不断波动。最终,妇女的性别意识和工党的组阁愿望逐渐占据上风。因此,英国社会性别格局的现代化调整,虽是英国女性在经济地位提升、政治处境改善的基础之上,催生社会权益运动的结果,但工党这支政治力量对其虽有迟疑却一直较为支持的态度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