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本文结合理论与实际,探讨了自甘风险规则在未来司法实践中具体应当如何适用的问题。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自甘风险规则适用的范围;自甘风险规则中的不适用情形——行为人重大过失在司法实践中的判断;自甘风险规则情形中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对以上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界定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法条中对自甘风险规则适用范围的表述为“当事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且当事人所受侵害为“其他参与者”所造成。本文认为,第一,“文体活动”的通常含义包括文娱活动和体育活动,但自甘风险规则应主要适用于体育活动。适用于自甘风险规则的体育活动既包括竞技性强的正式比赛活动,也包括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大众体育活动。部分文娱活动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第二,鉴于我们不能期待受害人对超出其活动范围之外的风险承担责任,因此对受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与受害人应为同一活动的参与者,方可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受害人系文体活动参观者,或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与受害人并不处于同一活动中,则不应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第三,从法条目的出发,要求受害人自负其责的前提是受害人能够预知到该项风险,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其遭受了来自该项文体活动所固有的常规风险,方属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受害人所遭受的其并不能预知的非常规风险,不能苛求其自负其责。第四,在对受害人是否构成“自愿接受风险”进行判断时,可以从当事人之间明确的约定、价值衡量、可替代性选择和其“自愿”行为是否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等方面去考量。而当自愿接受风险的决定系由监护人替代受害人作出时,受害人应扩张解释至监护人。第二部分:对自甘风险情形下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一般过失抑或是重大过失进行区分,以确定自甘风险规则在具体情形中能否适用。本文先对现有的过失判定的方法和重大过失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并从中汲取先进理论成果,将之应用到自甘风险情形中,并针对自甘风险情形的特殊性,提出了一套判断行为人过错程度的模型。该模型假设,行为人创设了一项风险,且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该风险转化为现实。在此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已意识到该项风险,且预防成本小于风险程度,而其未尝试避免风险,则构成重大过失;如预防成本高昂,实际难以避免或从概率上来看不值得避免,则可认定为一般过失。如果风险产生后,行为人未意识到该项风险,且从客观情况来看行为人确实难以意识到该项风险,不具有未尽到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的情形,则其仅构成一般过失;如尽管其未意识到项风险,但该项风险系具有同等条件、处于同样情况下的理性人都应注意到,并能够通过成本较低的努力去避免或减轻的风险,则行为人依然构成重大过失。第三部分:探讨分析活动组织者在受害人自甘风险情形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本文认为,《民法典》第1176条第二款中“活动组织者”的含义并不局限于群众性活动组织者,而是包括该款引致的四条规则中的所有具有组织活动行为的主体。而群众性活动应当是指具有一定集体性、社会性,聚集了一部分不特定社会公众的活动。构成活动组织者应当要求其具备较大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单纯地发起和召集一项活动并不使其构成活动组织者。活动组织者并不局限于法人,自然人在法律上也应是适格的活动组织者。据此,在自助户外探险活动中,活动组织者应当对其他成员负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到该项义务的组织者不能以受害人自甘风险主张免责。在经营性文体活动中,受害人为其冒险行为支付了对价,理应要求活动组织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免除其风险,因此活动组织者不能以其自甘风险主张免责。在体育教育活动中,由于为学生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属于教育机构的义务,而接受体育教育也属于学生的义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其自愿接受风险的意志存在瑕疵,因此教育机构也不能通过主张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来要求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