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人类的视线,与贫困问题的抗争以及减少经济不平等是人类永远的议题。中国作为目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政策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引起广泛关注。随着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是透视我国基层治理问题的宝贵窗口,也是提升我国基层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从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对某市L村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政策执行中国家与社会相互改变相互构成的动态轨迹。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主要有三种制度通道:其一,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政治社会化,主要是指村干部通过政策的“上传”和“下达”实现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其二,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目标数字化,主要指精准扶贫政策依靠建档立卡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完成扶贫工作中的账目和报表;其三,精准扶贫政策的考核问责化,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涉及到的农户识别和干部扶贫绩效考核中的“一票否决制”,以及纪委的调研核查工作。然而,精准扶贫政策在L村的“嵌入”过程遇到了三个乡土场景,主要包括:经济层面上,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形成的“农村空心化”图景;政治层面上,精英流走与村委自治形成的“农村碎片化”图景;文化层面上,传统流失与规范再建形成的“农村世俗化”图景。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制度通道和乡土场景的审视,可以从过程的、动态的角度对政策推行中各方主体行为逻辑的动态演进进行归纳:其一,村委干部的行动逻辑体现为从表现到表演,具体表现为“走过场式”宣传、“不精准式”识别、“制表格式”帮扶和“维稳式”资源分配;其二,帮扶单位的响应轨迹体现为从积极到含糊,具体表现为从“积极响应,自掏腰包”到“含糊应付,力不从心”;其三,村民的行为艺术体现为从合作到抗拒,具体体现为“政策懒汉”和“争贫信访”。对L村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国社博弈逻辑的审视提供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过程的样本,呈现出“内卷化”、“形式化”和“短视化”三大特征。该样本为政策执行的修复提供了尝试性对策,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社“亲密”关系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经验。第一,通过精英引领构建国家亲近社会的“纽带”;其次,通过单元下沉对国家亲近社会提供“反馈”通道;第三,通过信任构建形成国家亲近社会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