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用车指的是各级人民政府下辖职能部门及各机关事业单位为解决因公用车的需要而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申请财政预算而购买的车辆。近些年来各机构的公车数量越来越多,传统的公车制度弊端日益突出,公车使用效率十分低下,公车运行成本难以控制。我国的公车改革工作截至2019年底已跨度26年,总体而言,公车改革有益,既减少了以前公车私用、违规用车、超标用车、超规格购车、乱报销维修费用等现象,又确实相当于补贴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但是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某些地方尤其存在比如改革进度慢、节支率不达标等情况,那么我国公车改革的效率究竟如何?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多是以可观察现象研究公车改革存在的某方面问题以及提出对策建议,对公车改革效率缺少系统性探讨,且更加侧重于利用案例数据分析,很少有利用全面的大数据进行公车改革效率研究。因此,本文从公车改革效率出发,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资源有效配置要求及激励相容和信息节约两大条件,结合中国各省份公车改革的经验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30省份公车改革效率动态特征及演变规律展开研究,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查处公车腐败怠政案件、公车改革文件数量及明细、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等因素对公车改革效率的影响。此外,还对公车改革效率较高的安徽省进行案例剖析,进一步辅证本文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公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大多数省份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较好,但也有效率不足之处,全国一共有15个省份达到了综合技术效率最优,整体上省份综合技术效率是左偏分布。公车改革效率不一定完全与经济发展正相关。(2)从省份分析我国公车改革效率变化,共有19个省份的公车改革效率大于等于1,这些省份在2010-2018年间公车改革效率实现了增长。东中西部地区的M指数差距相对较小,且均呈上升趋势,反映了各地区公车改革效率总体较为均衡,其中M指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达到1.055。(3)我国公车改革技术效率的上升受规模效率影响,纯技术效率相对较小,纯技术效率水平代表着各个省份的公车改革管理水平,说明完善我国公车管理体系是提高公车改革效率的主要着力点。(4)东中西地区部门执行效率、查处公车腐败怠政,公车改革政策文件数量及明细程度对公车改革效率都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我国公车改革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激励相容、信息节约制度和规模效率。对此,本文给出如下建议:(1)从政府及公众角度出发,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对公车改革的机制进一步设计,需保证规模效率最大;从涉改人员角度出发,运用时空经济理论对公车改革制度优化方案进行讨论,实报实销为最有效方案。(2)为实现中国车改机制设计时空匹配,要做到行政级别匹配、行政区级、单位类型匹配、所属地域匹配相匹配。(3)对中国公车改革的制度进行优化,在后公车改革时代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水平,合理制定各种政策改革公车使用方式;建立和完善因地制宜的长期动态调整机制;秉持公平,综合考量不断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统一部署,先易后难分类分步市场化;透明公开,坚持制度创新保障补贴到位;严格问责,建设车改节约型法治监管。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在丰富我国公车改革制度的理论建设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从实践上讲,对全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下一步实施高效率可行的公车改革提供指导,也能为国内公务用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思路,且在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对涉及车辆减排、绿色出行等交通环保政策的实施效果起到助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