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不同于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西方哲学有着广泛了解与吸纳。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认为,吸收西方哲学的有益成分是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产生了大量会通中西的哲学论著和学术成果。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指出,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中,存在很多生搬硬套的现象,因此提出要“以中解中”,甚至要拒绝西方哲学的影响。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注重中国思想的独立性诚然是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过分强调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反而会导致对许多西方哲学精义的接受不足。本文试图以唐君毅为个案,考察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情况,说明他的贡献与不足,从而为深入思考如何对待和吸收西方哲学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参照和借鉴。通过梳理唐君毅对黑格尔哲学的诠释可以看出,他先后集中于辩证法和实践理性的关系,以及百科全书体系与精神哲学的结构。关于辩证法与实践理性,他认为实践理性是辩证法的推动力或根据,但在其他著述中,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为更具涵摄性的道德理性和生命存在心灵等概念所取代。唐君毅所谓“道德理性”,接近于黑格尔的“精神”,统摄一切文化活动,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但唐君毅又特别强调理性或精神的道德意味,认为一切文化活动都表现道德价值。总的来说,唐君毅的“道德理性”概念是综合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精神”以及儒家心性之学而形成的一个概念。此外,他认为百科全书体系中的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是由精神自身通往三方向所成,而精神哲学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乃是“同一精神之三观”。正是凭借此种诠释,他建构起自己的心通九境的哲学体系。唐君毅对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消化与扬弃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他主要从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体用关系等方面消化辩证法,并将黑格尔辩证法限制在“用”的领域。其二,他还从应然的角度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和历史观,认为天下太平的理想是黑格尔哲学的必然发展。其三,他对黑格尔以哲学为最高精神的哲学观提出了质疑,认为哲学的目标在于实践和成教。总之,唐君毅对黑格尔哲学的诠释和消化,既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又积极吸取西方哲学的有益成分,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当前学界的思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