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揭批查”运动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目前还处于薄弱状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的时间发生的“揭批查”运动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理清这场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侧重点,力求对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和历史的局限性得出比较公允的认识。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揭批查”运动产生的背景及必然性。“揭批查”运动的发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共中央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作为各项工作的纲,目的是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他们的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按照中央部署,“揭批查”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反革命面目与丑恶历史”、“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揭批‘四人帮’的反动理论”。论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内容,并对揭批运动第一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阶段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基本上按照中央部署完成的,揭批得比较充分,各地区、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集中揭批“四人帮”对自身破坏的罪行,并把这些罪行都归结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具体表现。论文第三部分,介绍了《罪证(材料之二)》内容,并对揭批运动第二阶段发展情况进行梳理,通过梳理第二阶段实际发展情况,得出结论是第二阶段实际揭批内容分三部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反革命面目与丑恶历史”、“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揭批‘四人帮’的反动理论”。同时本部分对第二阶段实际揭批情况与中央部署出现差异的原因作出分析论述。论文第四部分,介绍《罪证(材料之三)》内容,并对第三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梳理,通过梳理得出结论是,第三阶段在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基础上,出现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得“揭批查”运动从揭批“四人帮”层面上升到哲学、理论的层面上来,这是“揭批查”运动取得的一大突破。论文第五部分,阐述了29个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以及在清查工作中调整领导班子的情况。最后,论文根据“揭批查”运动的脉络发展情况分析,总结出自己的结论,认为“揭批查”运动作为是从“文革”结束过渡“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的过渡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