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成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因此,研究“三农”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论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制度与组织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引入国家理论,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后续章节的分析基础。本文认为:国家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制度为组织生成提供土壤和空间,也就是说制度或是限定、制约或是促进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反过来,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体,特别是,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同时,又通过制度去约束国家行为。组织与国家之间还可以通过对话,形成制衡机制,从而影响制度的供给与制定。 接着,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制度分析。主要分析了制度与农民的性格行为、制度伦理与农民的非国民待遇、制度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制度与农业问题。认为制度歧视、扭曲、农村组织缺位以及制度变迁的滞后、非均衡是导致“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在此基础上,论文又运用诺思的“国家理论”探讨了“三农”问题的更深层原因。 基于制度分析并结合制度与组织的关系,论文提出了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并对其进行了论述。认为建立农协等政治性组织有助于农民获得国民待遇,建立学习型组织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建立合作服务组织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业产业化等问题。 最后,论文分析了农村组织化的障碍因素,农村组织的生成机理及发育路径,并给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