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目的:作为社会组成的小单元,我们时时刻刻都受到各式各样信息传播的影响,自身的态度也在流动的信息传播中发生着变化。态度改变通常是社会影响的结果,而这种社会影响主要通过信息传播来实现。在军事领域,信息化战场上谁能在信息上占上风就等于主导了战争的优势,网络时代的“心”战,表面上是网络舆论的战争,实质上是信息意识的斗争。对党史军史中著名人物的歪曲与污蔑从未停止过,为什么这些信息在信息场中总是占有一定的“市场”?在社会生活领域,也总有一些误导信息有着自己的“市场”,轻而易举地在信息场中占据传播扩散的优势。然而,有这样的一些人总是轻易上当、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影响。那么,这些误导信息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使得它总是较容易说服、影响受众?有什么样的心理特质有助于抵御误导信息及负面信息的不良影响?探讨误导信息、热点人物负面信息的内容特点、文本特征以及表现手法,热点人物正面信息的网络扩散,探究有什么样的心理特质有助于在纷繁复杂信息环境中筑好心理防线、抵御误导信息及负面信息的不良影响,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1)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误导信息的内容特征、表现手法,分析“真误导信息”和“假误导信息”在内容特征和表现手法上的差异;(2)使用Python语言在移动互联网信息场平台抓取热点人物的负面信息以及微博平台的邱少云正面信息(文本格式),使用R语言、大数据搜索与挖掘平台对热点人物的负面信息进行文本分析、情感分析,对邱少云正面信息的微博传播扩散进行可视化分析;(3)设计误导信息态度行为调查问卷,使用问卷法调查受众对误导信息的态度和行为倾向,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深入分析受众对误导信息的态度和行为倾向的实质模式;(4)翻译修订批判性思维量表,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剖析批判性思维的潜在结构,探讨批判性思维公共因子与其特殊因子之间的关系;(5)使用问卷法调查受众传播误导信息的意愿以及批判性思维等,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探索误导信息传播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行为实验分析高低批判性思维个体对误导信息与正确信息的传播意愿差异。研究结果:(1)(1)“真误导信息”有247则,占20.90%;“假误导信息”有751则,占63.54%;余下的184条信息占15.57%,属于尚无定论、真假未知的信息。医学健康的误导信息最多(36.07%),其次是科学技术(23.37%),再次是食品安全(15.75%),神秘现象的误导信息最少(0.93%)。多数的信息在体裁上属于客观性报道(70.96%)。(2)绝大多数的误导信息描述均无明显人称(90.27%)。约32.40%的误导信息在描述中带有强调夸张语气,绝大多数(95.26%)的信息描述没有采取唤起恐惧策略,91.37%的信息没有采用修辞手法。误导信息的内容特征主要表现为无举例(82.15%)、有较大的比例提供了佐证证据(44.5%),属于捏造的证据均占提供证据数量的一半以上。(3)“假误导信息”在信息描述上采用的强调夸张语气、唤起恐惧策略和具有煽动性的比例比“真误导信息”描述中使用要多(ps<0.05)。“假误导信息”整体情感倾向中消极的比例较大。三类误导信息的唤醒度、社会影响度、信源模糊度、内容模糊度、信源可信度、内容可信度和个人卷入度的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s<0.001)。(2)(1)经卡方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关于邱少云的误导信息心理词频在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的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χ2=0.537,p=0.464)。雷锋误导信息的生气词频数远高于焦虑和悲伤的词频(ps<0.05),其他热点人物负面信息的焦虑、生气和悲伤三类心理词频分布没有显著差异(ps>0.05)。(2)所有文本的负性得分百分比为67.10%,正性得分百分比为32.90%,在整体的内容上呈现出的消极情绪约占三分之二。从2009年到2011年间各热点人物的讨论热度上升较快,从2014年到2015年,讨论热度更是急剧上升。(3)邱少云正面信息转发量的83.00%集中于第一层转发,约8.00%的转发量属于第二层转发,余下的9.00%是属于第三层及以上的层级转发量。信息在源微博发出的200个小时之内急速扩散,200-400小时左右达到第一个平台期,之后慢慢继续扩散。(3)(1)在态度倾向方面,表现出了中国人的中庸思维和中庸倾向,每个题目有约三分之一的受众选择“中立”。在行为倾向方面,受众较容易受到地震灾难、医学健康方面的信息影响,然而受众较难受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误导信息的影响。(2)858名被试的态度倾向分为三个类别的时候拟合结果最佳,将这三类别的被试分别命名为中庸态度组(685,79.84%)、强态度组(104,12.12%)和弱态度组(69,8.04%)。(4)批判性思维量表的Bifactor模型拟合最优,各个条目在公共因子上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在0.301~0.694之间,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5,两个因素的Cronbach‘sα系数和组合信度接近0.80,属于可接受范围,平均方差萃取量也大于0.30但未大于0.50,基本上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重测信度为0.812(P<0.001,1±s1=3.69±0.51,2±s2=3.77±0.49)。(5)(1)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在A1和A2信息的条件下,均具有相同的结果模式:可信度、卷入度与批判性思维可以显著预测传播意愿(A1信息条件下:F10,312=30.53,R2=0.495,P<0.05;A2信息条件下:F10,312=31.43,R2=0.502,P<0.05)。(2)仅在传播意愿(1-7评分)作为为因变量,批判性思维主效应显著(F1,94=8.391,P<0.05,ηp2=0.082),在其他条件下,批判性思维与信息类型的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0.05)。研究结论:(1)多数误导信息的体裁属于客观性报道,信息的描述没有明显的人称,信源倾向于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描述、分析,甚至评论某些事件或者行为。误导信息力求使用看似严谨、理性、科学的语言来说服受众,采取一定的方法来包装信息,从而达到说服效果。(2)网友对各热点人物的误导信息的态度是多元分化的,对不同的人物具有不同的态度。正面信息的扩散影响主要集中于信息发布的初期,信息传播呈现了碎片化、易扩散、强社交性等的特点。(3)翻译修订的批判性思维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4)在态度倾向方面,受众最容易受到地震方面的误导信息影响,关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误导信息对受众的态度倾向的影响最小。根据受众的态度倾向和行为倾向,均可将受众分为三个剖面(群体)。(5)信息的可信度、卷入度、被试的批判性思维等是影响被试信息传播意愿的因素。批判性思维是抵御误导信息不良影响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