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业集聚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广泛地被人们关注。在世界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些国家,早已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全球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服务业在我国也已具有一定规模,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然而,相比于上述国际金融中心,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仍有所欠缺,即便是金融最为发达的上海也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金融可以通过对社会闲置资金的有效配置服务实体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价格变化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因此,研究分析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程度与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金融服务业进一步集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阐述产业集群理论、金融地理学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金融服务业集聚的特征进而阐释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本质,并提出要素、空间与制度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相应的研究假设,同时提出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也会对地区间的金融集聚造成一定的影响。其次,通过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的相关数据,分析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业发展情况,并运用空间基尼系数与区位熵指数测度长三角地区省域层面与城市层面的金融集聚水平。然后,根据提出的相关研究假设,选取适合衡量假设的相关指标,对长三角城市群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通过空间面板模型的构建,揭示空间相关性对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所得出的相关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理论研究上,本文结合叙述的理论基础和金融集聚的特征与本质对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进行具体论述,分析框架主要分为要素、空间与制度三个维度。首先,本文从传统的研究企业产品生产的角度出发,结合金融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在要素层面提出人力资本与创新水平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其次,在此基础上,将产业放置于空间层面进行考虑,分别在产业空间角度研究金融业自身衍化与制造业集聚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城市空间角度研究经济总量和基础设施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信息空间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最后,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选择在制度层面研究制度厚度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此外,在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区间存在联系而引起的空间相关性对金融集聚也会产生影响。在实证研究上,首先,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省域层面、城市层面与行业层面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金融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的规模与重要程度都日益上升。其次,通过运用空间基尼系数与区位熵对长三角地区省域层面与城市层面金融集聚的测度,发现在省域层面2007-2016年长三角金融服务业总体呈集聚趋势,集聚水平上升。而在对城市层面的分析过程中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服务业上海集聚程度最高,杭州、宁波次之。然后,本文根据第二章提出的长三角金融服务业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以长三角城市群2007-2016年26个城市金融服务业区位熵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创新水平、已有金融机构规模、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和政府干预8个解释变量构建普通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模型中加入空间因素,介绍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说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之后比较并选取空间滞后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得出:创新水平、已有金融机构规模、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技术水平对长三角城市群金融服务业的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与用固定资产来衡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集聚有负向作用;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的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不显著;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使得金融集聚在长三角城市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同时,本文对与预期不符的实证结果做了分析与解释。最后,针对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长三角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