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算法应运而生,其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算法合谋问题,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风险。算法合谋行为是利用算法达成的合谋行为,主要表现为明示算法合谋行为与默示算法合谋行为两种类型。基于各国对算法合谋行为规制现状来看,普遍存在算法合谋行为识别难度比较大、难以适用同一原则、难以认定其违法性、反垄断规制技术落后等困境,致使传统反垄断法规制框架缺乏解释力。因此,必须对当下产生的算法合谋行为分类型进行梳理与分析,提出具体可行的规制方案。在明确算法合谋行为的概念,并与传统合谋行为和算法歧视行为进行辨析后,以算法在合谋中的具体作用为标准,明示算法合谋行为包括信使类合谋与轴辐类合谋,默示算法合谋行为包括预测类合谋和自主类合谋。从各国的反垄断规制现状来看,我国对算法合谋行为的规制存在以下困境:第一,算法合谋行为的识别难度比较大,明示算法合谋行为在合谋形式上更具有多样性,如买卖、许可模式;默示算法合谋行为通过发布信号达成,缺乏明确的意思联络。第二,明示与默示算法合谋行为对市场的限制竞争效果不同,难以适用同一原则进行规制。第三,明示算法合谋行为横-纵关系交叉,难以纳入“二分法框架”;默示算法合谋行为的达成不需要人为磋商,致使结构性证据失效,难以有效认定合谋行为的违法性。第四,算法具备高度专业性与隐秘性,我国反垄断规制技术难以对其有效规制。本文对反垄断法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的福利分析理论与反垄断规制原则为有效规制算法合谋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效果不同,算法合谋行为需分类型进行法律认定:首先,明示算法合谋行为中信使类算法合谋行为的达成与传统合谋相同,仍在现有《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内;轴辐类算法合谋行为虽横-纵关系交叉且存在多种交易形式,但本质上仍然是限制横向竞争,应按照本身违法原则予以规制。其次,针对默示算法合谋行为,因无法确定其对市场竞争的最终影响,可从社会福利角度进行合理推定,并从行为性证据入手,通过故意雷同行为来推断企业之间是否存在默示算法合谋行为。此外,我国《反垄断法》可通过完善算法合谋行为的立法原则与规则、建立多种形式的诉讼维权途径、建立多元化的法律责任体系来更好的规制算法合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