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加速恶化，而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却在不断提高，由此激化了两者之间矛盾。为了缓解上述问题，环境政策作为规制生态环境的手段也就应用而生了，并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合作的加深，各国之间通过贸易、投资、人力资源等多种途径相互渗透，一国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将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因此，考虑到一国环境问题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协调也日益为各国政府及学者所关注。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把排放税政策和排放总量控制政策作为一种影响社会经济运作的因素，同时将环境技术选择作为厂商的内生选择加入模型。为使文章结论更具一般性，文章还考虑了技术外溢情形，综合考察不同政策下企业及政府行为，并比较分析不同政策条件下对应的环境技术激励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水平。同时使用比较静态析，研究不同环境政策工具作用下，厂商技术选择如何影响政策效果，有助于从作用机制上了解面临减排责任下，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如何调整国内政策以及贸易政策。通过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和企业利润函数，对比分析合作与非合作条件下，排放税和排放总量控制政策均衡情形下对应的企业激励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同政策下，企业激励不足或过度与单位污染边际损害及污染排放外溢率相关。当单位污染边际损害比较大时，总量控制比排放税政策更能促进技术创新。同时，无论政府采取排放税政策还是总量控制手段，合作政策都将增加本国福利，但对企业激励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