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时至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元年”,人们认识到“微博是个好东西”,它不反可以娱乐大众,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公共政策格局。从2011年起,中国公民开始利用微博问政来重新界定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的理念。公民利用微博问政来介入公共事务、参与政策制定、监督官员行为、表达利益诉求,同时各级政府机构及公务人员开设微博,与民互动、了解民情、荟萃民智、抨击腐败、转变作风。官民在微博这一平台良性互动,使得公民看到政府实现科学、民主执政的希望。“微博反腐”的偶然成功,也给公民带来了意外惊喜,得到各个阶层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公民的追捧。然而,微博作为一种社交手段,其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属性,使得微博问政面临不良信息传播、非理性情绪宣泄、网民道德自律缺失等问题困扰。本文着从完善制度建设这一视角,探讨突破微博问政困境的路径。本文以公共管理、公民参与的相关理论为支撑,结合我国当前微博问政的现状及具体困境,对微博问政与政务微博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并借鉴可行经验,以制度化路径做为切入点,提出了突破微博问政困境的制度化策略。围绕这一思路,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部分,首先在绪论中简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意义,研究现状及方法,在第一章中,笔者对微博问政进行一般分析,利用文献及网络术语对微博问政的概念及功能类型进行界定,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笔者选取2011年3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微博问政的典型案例,将其归纳总结为五种类型,并从促民主、维民权、赢民心、逼官廉四个方面阐述微博问政的现实意义；第二章对微博问政的困境进行了系统阐述,包括微博问政大众性与专业性的困境,自由表达与非理性表达的困境,微博问政主体话语权不平等的困境以及政府在应对微博问政过程中应对不足与反应过度的困境,线上交流与线下执行脱节的困境。文章认为,微博问政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与微博自身的缺陷密切相关,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公民表达渠道不畅与政府监管不力,缺乏长效机制造成的。关于这几点,学者们或多或少提出过一些对策,故笔者不再赘述,也不需要再提及网民的道德素养与官员的新闻业务素养,而把焦点直接切入相关制度建设,以期能与相关研究一道为微博问政的良性发展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