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辜鸿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直以来,辜鸿铭因其对满清王朝的“愚忠”倍受讥嘲。即使中国早已推翻帝制多年,他仍然穿着长袍马褂,拖着一根不合时宜的长辫。甚至对一些公认的传统文化糟粕,他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痴迷与热爱,他的这些奇言怪行为他赢得“满清遗老”“冥顽不灵”的骂名。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学界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视,对辜鸿铭的评价才渐趋肯定,他被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不少学人肯定他的爱国热情。然而,辜氏本人恰好是爱国主义的反对者,他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一战的主要根源。满清王朝的存亡并非他最为关心的事,甚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不是他最终的奋斗目标,他真正萦绕于心的是如何从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文明物质主义痼疾的“良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中国范围内率先反思现代化之负面性的思想先驱。在他看来,物质功利主义是中西文明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只有凭借儒学重建世界范围内的道德秩序才能摆脱这一困境。他忠于满清王朝也是从他的文化理想出发,是把满清王朝作为儒家王道政体的典范。他笔下的“中国人”实为以“优雅”为特征的一种道德人格,并非血缘、民族、地域意义上的“中国人”。正如辜鸿铭对蛮夷的界定一样,蛮夷并不是按照肤色、种族来划分的,有黄夷人也有白夷人,划分蛮夷的标准在于是否按照真正的道德原则行事。同样,真正的中国人也是以道德来区分,如同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他尖锐的批评道：那些穿着西服、满口英文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所以,以往的研究中因辜鸿铭对“中国”“中国人”的强调而将他定位为“文化民族主义者”,可以说误解了辜氏的文化立场。他的长辫,与其说是象征着他的遗老情怀,不如说是象征着疗治现代文明物质主义的“良方”,他是率先向中国人讲述现代化之负面性的思想先驱。辜鸿铭所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化理想是以儒家君子人格为模本,设计出以“优雅”为特征的道德人格,将之推向西方,对西方人进行道德教化,要将西方的“群氓”改造成“优雅”的儒门君子,从而在世界范围内重建道德秩序,以疗治西方自启蒙以降,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物质主义的“痼疾”。辜氏理想中的文明则是以道德为核心,道德力量能够驾驭物质力量,为物质力量划定正确的尺度与方向。文明的目标则是塑造德性与智慧健全的人,增进人性的美好。因此,辜氏把道德人格作为衡量文明优劣的标准。以“优雅文明”为准绳,辜氏展开对中西文明现状的批评,认为“群氓崇拜”(即,物质功利主义)是中西文明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要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是以孔子学说重建道德秩序。为此,辜氏向西方人提出“扩展”论,要求西方在道德和人文资源方面向中国学习,并把满清王朝的统治作为儒家王道政治的典范推向西方,同时,把儒学设计为“良民宗教”,希望以皇帝代替上帝,作为人间教主,重新为启蒙以降的西方人找到信仰。辜氏的文化思想追本溯源,是源自于以卡莱尔、阿诺德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文化血脉上说,“冥顽不灵”的“满清遗老”辜鸿铭更像是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说是中国范围内率先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先驱,是率先向西方传播儒学,认识到儒学具有世界意义、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