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研究者对《现代》有着不同的认识，研究焦点集中在其都市性、作者群、施蛰存编辑活动几方面。对《现代》迅速由盛而衰的原因观点各异，研究得不充分且有简单化的倾向。而事实上的情况非常复杂和深刻，这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折射出的是一个更多样的《现代》，是和《现代》处境类似的一大批杂志的命运，是一个更真实的文学史，进而可以回答《现代》的真实面貌、中间立场期刊如何发展等诸多问题，引发对文学史、期刊史更深入的思考。 本文试图就这种丰富性进行重新探讨，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分析《现代》的兴盛原因：得益于准确的商业化定位、富于审美的文学追求、对读者和作者的团结以及在文化虚空中的适时而生，得益于它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成功地应和时势。二、分析《现代》的衰落原因：在于其文学诉求不合时宜、编辑理念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缘于其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失败地把握时势。三、对《现代》作出文学史和文化意义的思考：《现代》是一个多面体，既有作为现实主义者基于商业追求的百花齐放的一面，也有作为理想主义者基于同人追求的封闭性和先锋性，其编辑理念既有合理性，也存在悖论。《现代》的悲剧在于无论是在文学追求自身还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都没有成功把握时势。 《现代》的悲剧折射出以下两个文学史规律：一份有着纯文学追求的刊物，它的编辑理念也不能规避当时的现实情况。而现实情况又是每时每刻变化着的，如果编辑理念不能应时而动，适时调整，那么主观意图和实际结果就会渐行渐远，形成一个个悖论。在那个文学与政治血肉相连的年代，一份追求中间立场的文学杂志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一份单纯的文学刊物，如果要获得长久的持续发展，必须有适宜的时代环境和完善健全的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