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信息的传递离不开驿传交通事业的发展。从周代以来,国家已经在道路上设置候馆、邮亭、驿站、递所等各种形式的设施,以便于城乡之间的远近交流和国家政令文书的上传下递。在驿传过程中,来往使臣需要配带相应的牌符以证明其身份,并享受驿传提供的各种便利。先秦时期,牌符已经作为通行凭证而出现,当时的交通凭证称为“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象征国家与民族的符号。后来又有“传符”、“兵符”、“虎符”等成为驿传的使用信物,金元时期,一般统称为“牌符”或“牌子”。兴起于朔漠草原的蒙古族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1260年,由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其疆域之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也是空前绝后。为了在如此广大的疆域内,实现迅捷而有效的人员、物资和讯息传递,达到统治的目的,元朝建立了十分强大的的驿站系统。四通八达的驿站,随时待命的交通工具,为的是使地方的情况能迅速上报,中央的政令能及时下达。因此,它主要是供负有使命的官员使用的。为了配合驿站的运作,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期,已经开始颁发牌符,作为使臣来往的凭证,同时由于牌符的特权,还常常作为军功赏赐颁发给各级官僚。元朝建立以后,朝廷仍然发行大量的牌符。元朝的牌符主要分为供驿站系统使用的乘驿牌、象征职官身份的职官牌、以及在地方行政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其他牌符。在乘驿牌方面,随着元朝驿站使用的频繁,而牌符又常常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而扰乱驿站,因此牌符的作用被逐渐削弱,而文字形式的圣旨、驿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职官牌方面,元朝的职官牌主要颁授给军官,是调兵权的体现；另外在民族和外交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职官牌虽然不再用于驿站交通,但仍是一种代表皇帝和国家的信物凭证。在其他牌符方面,元代牌符的大量使用,也影响了地方各级官府处理公务的方式,主要有夜巡牌、夜行牌和公务信牌等几种形式。由于牌符在朝廷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元朝对牌符的制造及管理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并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牌符的制造机构是牌符局,管理机构是典瑞院,而颁发则须经过中书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承旨授权。但实际上,由于元朝蒙古宗王等特权阶层势力的强大,牌符的滥发、滥造现象始终难以杜绝。牌符制度可以说是蒙元邮驿交通系统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牌符既是来往使臣的身份象征,又是使用驿站交通工具时的重要凭证,在元朝国家政令、文书、信息传递和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年以来,随着考古实物的陆续发现,蒙元时期的牌符已经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实物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史料的记载,本文对已出土的蒙元时期的牌符进行了材质、文字内容及用途的分析,并指出其驿传功能和政治功能的二重特性。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元朝的驿站交通和信息传播制度的研究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