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的机会主义会引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西方学者通过考察投资现金流相关性研究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并找到了相应的经验证据，同时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发现了一些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如派发现金红利、进行负债融资、公司治理等。以西方成熟的、完善的、规范的市场制度和资本市场为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和经验结论，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是否适用呢？　　 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2000-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Richardson(2006)的方法建立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考察现金分红治理、负债融资治理和公司治理机制对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效力。　　 实证结果表明：(1)董事会治理可以制约过度投资；(2)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减轻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集中和过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加剧过度投资行为；(3)长期负债、控股股东性质和国有股持股比例会加剧过度投资；(4)现金分红、短期负债、经理层治理和机构持股在过度投资的治理中并未产生作用。　　 本文对过度投资制约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治理的无效和股权结构的失衡，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程度，也影响了现金分红治理和负债融资治理作用的发挥。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根本还在于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公司治理工作，提高公司治理质量：　　 (1)健全经营者激励机制。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坚持两职分离。　　 (3)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强化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4)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