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7年间，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中共在制定每一阶段的具体策略背后，都有着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这种指导和帮助，既使中国革命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也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本文力图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31-1937）最新公布的历史档案材料为依托，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对1931-1937年间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进行系统地考察和梳理，使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系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出来。本研究主体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分析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重申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淞沪抗战中全面地实施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1932年底以后，共产国际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共相继发表了《一月宣言》、《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等文件，但是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中共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采取的策略仍旧是“下层统一战线”；中共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本质上没有改变，它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 第二章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反蒋”策略的关系。共产国际在筹备召开七大期间，酝酿改变“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代表团表达了“抗日反蒋”思想，并促使东北的抗战和国统区的工作有了积极的改变；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反蒋”策略；中共中央为贯彻“抗日反蒋”策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共中央坚持“抗日反蒋”策略的原因。 第三章论述了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策略的关系。共产国际在七大后表达了“联蒋抗日”的思想，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蒋抗日”策略；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和同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要求中共实行“联蒋抗日”策略；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酝酿改变“抗日反蒋”策略，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后，中共中央确立了“逼蒋抗日”策略；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落实“逼蒋抗日”策略，红军宁夏战役失利后，国共谈判陷入了僵局，“逼蒋抗日”策略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第四章分析了共产国际与中共“联蒋抗日”策略的关系。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请求指示和帮助，共产国际的回电对西安事变进行了谴责，但要求中共和平解决事变并利用此事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中共中央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回电的情况下，独自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所采取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由“审蒋”到有条件“放蒋”的过程；共产国际的回电，使中共领导层对和平解决事变的认识更加统一，加快了有条件“放蒋”的进程，蒋介石在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条件后被释放，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中共的“逼蒋抗日”策略得以实现；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的私下承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安，共产国际接连致电中共中央，重申了“联蒋抗日”策略，并要求中共改变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正式确立了“联将抗日”策略；中共中央为贯彻“联将抗日”策略，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在经过国共双方的多次谈判之后，中共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