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自幼受到程朱学派的熏陶与感染，后来转而成为佛教的信仰者，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三教的融合。他在坚持不懈地研习佛法，笃实修行的同时，极力主张儒佛会通。其著作《四书蕅益解》为晚明佛教界儒佛会通的代表作，体现了晚明佛教界调和儒佛的成就，也显示了佛教界在处理儒佛交涉问题上的日趋圆熟。蕅益在重新注解《四书》时，有意识地与朱子学对立，力图打破当时朱子四书学的范式，而以佛家旨意诠释《四书》，冀望藉此以儒扶佛，复兴佛教，达到引儒门同归佛海的目的。本文以《四书蕅益解》为中心，结合晚明儒佛会通的学术背景与蕅益儒佛会通思想的形成、发展，重点论析《四书蕅益解》的治学特点与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儒佛会通思想的价值与影响。明清之际，社会动荡，人心惟危，蕅益自觉肩负着救世与救教的双重使命。他之所以注解《四书》，正是看到了此书在士人阶层中巨大的影响力，想藉此以儒扶佛，援佛入儒，挽救末世。基于此种认识，蕅益诠释《四书》的方法亦与传统解经方法有着明显不同，他以前人之言为训、以佛家之语为训，不拘于传统解经方法，呈现出明显的评点风格与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蕅益融会儒佛的基本立场，是将儒学视为佛学入门之径。在疏解《论语》时，他以“心性论”作为儒佛会通的理论契合点，强调“现前一念心”于乱世之中劝化众生、调伏自心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以佛家立场诠释儒家“学知”、“为仁”、“孝亲”、“忠恕”的实践工夫。同时，蕅益试图在境界论上贯通儒佛，他认为儒佛二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相同的，用“至同之道”在儒学与佛学之间架构起了一座桥梁。蕅益释解《中庸》时，以佛解儒的立场更为鲜明。他顺着《中庸》文本的脉络，以佛教天台宗“性具说”为理论基础，释“中庸”为修道之教，释“慎独”为修行工夫，释“至诚”为证得果位。在疏解《大学》时，他仍旧以“心性论”为基础，以“现前一念心”释大学，以“本觉之性”释明德，以“始觉之修”贯通本体与工夫，成功地将《大学》名目比附说明甚深难解的佛教理论，实现了通过义解《大学》来弘扬佛理的根本目的。《四书蕅益解》作为蕅益会通儒佛的代表作，虽然在传统学界未曾受到重视，但是从历史上“儒佛会通”的角度来看，此书实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蕅益的儒佛会通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无论是对明末佛教的复兴，还是对近代人间佛教的形成，他所提倡的“儒佛会通”都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