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曾经影响过他的时代。本文以章士钊的近代新闻活动这一研究空白为中心，系统探讨了他的近代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希望从纵向上深化、从横向上开拓章士钊研究，并且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有所补益，对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本文分九章二十三节，现摘要介绍如下： 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探讨了章士钊从《苏报》直到《甲寅》周刊近30年的新闻实践。 第一章，以“《苏报》案”为中心，探讨了章士钊1903年前后的办报活动。指出解读“《苏报》案”，章士钊是关键。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章士钊此后选择“苦读救国”的原因。 第二章，以《中等国文典》和《逻辑指要》为中心，首次探讨了章士钊“苦读救国”时期在语言学、逻辑学方面的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对以后章士钊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影响，即治学与办报的关系。 第三章，论述了章士钊在“二次革命”前后的新闻实践。《民立报》、《独立周报》时期，他坚定了“独立言论”的新闻立场，秉持“朴实说理”的态度，为社会进言。本文第一次探讨了章士钊出走《民立报》的原因以及章士钊与《独立周报》后期转向问题的关系。 第四章，研究章士钊《甲寅》杂志时期的新闻活动。在此期间，章士钊严谨的文风和公允的评论，成为《新民丛报》和《新青年》之间社会舆论的楷模，他的社会影响达到了巅峰。从《甲寅》月刊上，人们已经能够感觉到新文化运动山雨欲来。由于《甲寅》主编章士钊的开放态度，陈独秀、李大钊等得以在《甲寅》上预演新文化运动。 第五章，讨论章士钊1917—1927年之间的办报活动。对《甲寅》日刊前后章士钊的调和论进行了理论盘点，总结调和论的短暂实践。调和论是一种政治法则，而非政治思想。章士钊引进调和论，是为了对抗袁世凯、培育中国国民的民主、法制和秩序意识，然而南橘过淮成枳。《甲寅》周刊时期章士钊政治上全盘否定代议制，文化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经济上主张农村立国，走向“全面反动”。这是他追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传统文化、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全新尝试，但是由于理论上的缺陷和对中国国情的错误估计，这次尝试最终成为一次失败的探索。本章还讨论了章士钊与其它近代报刊的关系。 第六章至第九章，讨论章士钊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六章，探讨章士钊新闻思想的理论部分。包括章士钊新闻思想的理论来源；新闻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章士钊对于新闻自由、新闻从业者素质的论述、章士钊论新闻与法制的关系等，这些思想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对于现当代中国新闻事业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七章，讨论章士钊有关新闻业务的理论。包括章士钊关于新闻从业者自身的业务理论和章士钊的读者理论。研究章士钊与读者的交流往来，可以看出章士钊读者创造媒体的理念是十分先进的。 第八章，主要探讨了章士钊的新闻特色。包括章士钊的新闻业务创新，文体、文风创新以及他对新理论的研究、关注。以章士钊对马克思主义、近代心理学的研究和推介为中心，首次探讨了这个历来被忽视的问题。另外把章士钊和梁启超等中国近代新闻家进行比较，分析了章士钊新闻思想的优点和不足，总结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一般特点和所遭遇的共同困难。 第九章，讨论了章士钊与近代新闻人才群体的关系。先是综合论述了章士钊在中国近代新闻人才群体中的贡献和地位，章士钊对于这个群体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团结人才，可以说他是这个群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重要的开创者、慧眼的伯乐和殷勤的中介。随后通过对章士钊与李大钊关系的个案研究，说明章士钊在近代新闻人才发现、培养方面的深度特点。 结束语。针对前面的论述，试图对章士钊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中的贡献给予一个公允的评价和合适的定位，也是对本文的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