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作为公司的一项重要资产,其合理的存在数额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现金具有高流动性,适当的现金持有量可以保证公司的日常支付能力,保障企业的日常运营,同时,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适当的现金持有量可使公司避免过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而把握更多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尽管公司适当的现金持有量存在以上价值,持有现金存在成本。现金具有低收益性,且持有过多的现金极易引发委托代理问题,产生代理成本。基于现金持有既具有便利性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相应成本,合理持有现金意义重大。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角度分析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由于高管的收入相对固定,且其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其极可能为获取个人私利而损害公司利益,侵占股东的利益,从而诱发委托代理问题。为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公司纷纷采取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相关的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契约,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从而防范高管寻租行为的产生。激励性薪酬的引进缓解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降低了管理层的风险厌恶,但同时也会导致其决策与债权人的意志相背离。本文通过研究所有者、经营者及债权人在公司现金持有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探索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剖析公司现金政策的深层动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同时,我们进一步分析限薪令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及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影响路径,进而从公司现金政策角度评价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实证分析中,我们根据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公司治理的9720个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分析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及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引入DID模型来分析限薪令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同时采用中介效应来分析其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路径。研究表明,首先,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公司现金持有量成反比,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现金持有价值成正比。表明较高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公司倾向于持有较低的现金,但此时现金持有增加公司价值。其次,限薪令提高了公司现金持有量,且其会减少现金持有价值。最后,限薪令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中介变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