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诗歌面呼应时代的表意吁求，引入“非诗”因素，一面又须维护文体、审美的底线，进行“诗性”规约，这是其变革所面临的张力症结。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晚清诗界革命和五四新诗运动始终。而面对这一症结所做出的不同的诗性策略便成了决定他们不同历史形态的关键。　　晚清的“诗界革命”迎应时代表意的吁求，在诗歌内容、诗美形态上已经引入了“非诗”的因素，但由于对诗美的焦虑，对传统诗美形态“古风格”的坚守，制约了他们变革的历史脚步。在五四新诗运动中，胡适们同样迎应时代的表意吁求，在诗中引入新的表意内容。但却深深地认识到形式革命对于诗歌变革的关键性意义。并在诗歌内容、诗美形态上所引入的“非诗”因素上表现出对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突破的。可以说，胡适的新诗运动的尝试和探索，正是以晚清诗界革命的探索为起点，之后又逐渐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另外，白话运动和直译外国诗也给了他突破的契机和启发，使他最终完全走出了晚清诗界革命的范围，为中国现代诗确立了完全迥异于古典诗的语言和体式。从而也最终超越了古典诗的文体风格和审美规范，为新的审美构建打下了新的基础。胡适们在新诗变革中同样面对引入“非诗”因素与诗歌诗美吁求的矛盾。这种矛盾一直贯穿在新诗运动的过程中，并且其表现形式逐渐由新诗运动与外部的矛盾转入新诗运动诗人们内部的反思力量。这种力量最终成为新诗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由此，我们看到新诗变革其实是一个层层深入的整体性变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