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新时期”初小说的创伤书写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再二度介入文本,论析这一时期小说创伤书写的主流范式与另类姿态,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它们在记忆与叙述创伤体验时呈现出的缺陷与可能。第一章是对“新时期”初小说创伤书写格局的概述。首先是界定和阐释“创伤书写”的概念,以确定本文研究的内涵与边界,并论述在文学性的话语实践中,记忆与叙述创伤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其次是对小说的创伤书写在“新时期”初的开启与流变进行过程性分析：《班主任》与《伤痕》确立起这一时期创伤书写的开端,1981年的围绕三部作品的论争为创伤书写的政治导向性进行了严格的规约,并对由《班主任》和《伤痕》所确立起来的书写规范进行了补充。第二章是对“新时期”初创伤书写的主流方式与另类姿态进行的具体论述.首先是划分标准的厘清：所谓“主流范式”,即指构成文学史共有的叙述基础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所谓“另类姿态”,则指由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被排斥在文学史“正典结构”之外的作家作品。其次是对创伤书写主流范式的文本进行分析,论述其共有的叙事类型、叙事要素和叙事伦理。在此基础上,凸显出这一时期在创伤书写中呈现出另类姿态的文本,并选择五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这些或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文革”末期,几经修改而发表于“新时期”初,或是在“新时期”初引起短暂争鸣却迅速被忘却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更为丰富的创伤叙述,它们用更为复杂而清醒的方式来记忆与叙述创伤。第三章是对“新时期”初小说创伤书写的价值评判。对于整个后“文革”时期的文学来说,“新时期”初的文学时空无疑具有萨义德所说的“开端”意义,为其后的文学提供了种种循唤。主流范式中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合谋带来了创伤的表层叙述和深层遮蔽,而在呈现出另类姿态的作品中,个人话语才得以短暂地脱离集体话语,使个人的创伤体验获得了比集体、国家、历史更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呈现出创伤自身的难以诉说性。“开端”中的彰显与遮蔽对于其后的创伤书写提供了或正面或反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