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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江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由醴陵知县管乐建于治东青云山,以为县内士子肄业之所。道光九年(1829)迁建于西山今址,规模日益扩大。光绪三十年(1904),在晚清书院改制的大潮下,受官府、士绅与革命党三方力量的影响,渌江书院先被改制为小学堂,次年又升为中学堂,成为晚清书院改制中的特殊案例。渌江书院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其教学管理制度以山长为核心。咸丰以前,山长的聘任权被掌握在以县令为代表的地方官府手中。咸丰时,山长聘任权下移,地方士绅通过首士一职与县令共享了山长聘任权。在经济层面,地方士绅也逐渐加深了对书院的影响。嘉庆、道光以后,士绅发起的捐赠学田活动更加频繁,参与书院学田经营管理的要求更加强烈,最终如愿以偿。书院祭祀的对象颇具地方色彩,除朱熹、吕祖谦、吴猎、皮龙荣、杨大异六位与醴陵有关理学人物外,还祭祀唐人李靖和清代知县陈心炳。其藏书不甚发达,两次大规模的购书活动均在光绪朝。刻书活动亦不多,《渌江书院志》的刊刻是其代表性成果。前人考证的渌江书院山长有50位,但这并不完整。结合方志、文集与家谱等资料,又新发现了6位山长。这一群体在功名上以举人为主,进士次之,在籍贯上表现出外县人居多的特点,这都与渌江书院培养科举人才的定位有关。书院“山长”在清代已成为一种职业,为无处安身的士子提供临时性的选择。这些士子们不甘心长久居于此地,因而他们的山长任期普遍不长,绝少有决心从教终身者。此外,山长的书院生活十分丰富,与当地士人交游,携亲友居院读书,埋首著述,吟风弄月等构成了他们讲学之外的流年时光。渌江书院与醴陵地方社会联系密切。一方面,官府与士绅共同维持了书院的存在与发展,官府在各个层面严格掌控了书院,而士绅则通过不断为书院捐田置产,加强在书院中的经济地位而先后分享了官府手中的学田经营管理权和山长聘任权,这是十九世纪以来不断上升的士绅权力在渌江书院的缩影。另一方面,书院对地方社会又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培养当地人才和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