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领域对各类风险的管理和应对历来都受到从业者得高度重视,在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借鉴当代西方风险控制理论和实物措施,对我国金融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中国在清末放弃了票号和钱庄以道德为主体的信用体系,.选择了西方的银行制度,此后的100多年,中国基本是以西方为师,全面植入了西方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特别是信用体系,走了一条制度、技术层面日益精细而道德、人格层面日渐疏忽的曲折道路。但是我国的传统金融组织(票号和钱庄)的风险控制理念和措施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早期金融组织,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都曾历史的画册上留下过绚丽的色彩。山西票号虽然辉煌一时,曾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但到了20世纪,很快就盛极转衰,反倒是资金实力远小于票号的钱庄能够继续生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样面临政治变革的系统性风险,钱庄的生命力却明显超过票号?另外钱庄虽然经营灵活,但遗憾的是,最终也仍然改变不了逐渐消亡的命运。比较分析这两个近代最为重要的传统金融机构不同的风险管理实践,对于当代金融企业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务都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本文分为绪论、论述主体(第一至第四部分)和结尾等六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简要介绍本文的写作思路方法、文献综述、研究的预期成果以及文章的创新与不足等内容。本文运用历史归纳与演绎的思路,结现代风险管理管理理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和整理两者在风险管理领域内的留存资料,详细地考察了这两类金融组织的风险管理具体方法、比较了两者的异同、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并总结了其经验教训,在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操作性。第二部分(第2-3章),分别概述了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二者的风险管理应用。票号渊源于山西商人,主要从事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总号设立在山西,以平遥、太谷和祁县为主,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以北京和山西为其经营重心。钱庄则是起源于货币兑换业务,进而才有存放款业务,初期业务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流域,后来逐渐向全国扩展,其中上海钱庄因得益于上海的经济条件,其发展尤为突出。为了维持自身的长期发展,在风险管理领域,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从多个方面着手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山西票号：一是,通过突出传统汇兑业务领域的优势、审慎选择放款对象并且采取“密押”制度等措施来加强对其主营业务的风险的控制；二是,依靠预提“护本”、增加“倍股”和“厚成”等方式来提高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对与风险的抵御能力；三是,凭借《号规》、人力顶身股和晋商的“义利观”等手段来优化票号的内部控制机制,降低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上海钱庄：一,在主营业务领域,不断拓宽业务的运作方式、领域和地域,减少对单一业务和单一市场的依赖性；二,在内控制度建设中,组建“八把式”组织关系和施行经理监督措施,规范钱庄的内部管理；三,在风险文化建设方面,大力弘扬以诚信为基础的行业精髓和职业精神,提高行业整体的风险防范意识。第三部分(第4章),重点对比分析了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采取的风险管理办法的异同及导致差异的原因。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处在相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经营着十分相似的金融业务,这就决定了两者在风险管理领域具有一些相同点。但是两者毕竟是不一样的金融组织,存在着资本实力、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上的差异,这也决定了两者在风险管理中存在许多不同之处。相同点表现在：其一,两者在组织形式中实行独资和合伙经营并承担无限责任的所有权制度,实行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财)东掌(柜)”治理结构。其二,两者都实行信用放款的信贷方式。其三,两者都主要以异地承兑、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不同点表现在：其一,在看待风险的态度上存在重大差异,山西票号一直秉承谨小慎微的态度,而钱庄则更加放任松懈一些。其二,在激励约束机制上也不尽相同。第五部分(第5-6章),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和论述了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的衰亡的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中山西票号没有能够做好业务隔离,导致在投机狂潮中遭受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在清政府倒闭的时候,没有能够合理的应对这种巨大的政治风险,导致了最终的消亡。而上海钱庄经营形式更加灵活则相对较好的应对了清政权倒闭所带来的冲击,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对比这两类金融组织的存续方式,可以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迪,让我们重视构建现代金融行业的信用诚信体系,形成良好的风险免疫系统。由于时间仓促,掌握的资料有限,对于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两者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对比分析,不够深入和全面,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之一。同时在文章中也提及了对于山西票号的《号规》等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