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和目的：尽管目前对于儿童抑郁症的症状已越来越广泛被广泛识别,然而有关儿童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相关性尚不明确。近来随着多文化的比较研究的进行,进一步提高了对不同人群的精神健康的科学知识水平,但对儿童精神健康的科学认识仍不足。本研究采用跨文化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旨在比较中国与马拉维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抑郁症的流行水平、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选取中国长沙(n=237)与马拉维利隆圭(n=478)8-12岁在校儿童为研究对象。于2013年7月-2013年11月期间,采用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测量儿童抑郁状况。该问卷包含负面情绪、人际关系、低效率、无愉快感以及负面自尊五个维度。一般资料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家庭结构状况以及家庭关系等。统计学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Student’s T检验、Spearmen二元变量等级相关分析以及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以抑郁得分19分为分界点,中国和马拉维儿童抑郁症的检出率分别为16%和12.4%。对于中国儿童,有兄弟姐妹(r=0.166,P=.011)、父母吵架或打架(r=0.205,P=.002)、家庭成员吵架或打架(r=0.2(?)P<.001)以及未与父母同住(r=0.146,P=.026)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对于马拉维儿童,父母无稳定工作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r=150,P<0.05)。仅对于中国儿童,父母教育水平的高低(r=-.180,P=.007)与其抑郁水平呈负相关。对于中国及马拉维儿童,学业成绩不良均显示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分别为(r=0.259,P<.01)及(r=0.183,P<.01)。此外,对于马拉维儿童,学业成绩不良可预测儿童抑郁(OR=7.6,95%CI:3.3-17.6, P<.001);对于中国儿童,家庭成员吵架或打架(OR=2.5,95%C1：1.5-4.2,P=.001)及学业成绩不良可预测儿童抑郁。结论：有抑郁症状的儿童检出率较高,因此需要进一步诊断及预防措施。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不完善的家庭首当其冲,而学业成绩可作为儿童抑郁的指标。对于学校,应采取多策略、经过文化调适的公共卫生策略模型来预防学龄儿童抑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