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家庭在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与金融资产配置及其影响因素是家庭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仅是一种受各种经济因素作用的经济现象,更是植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文化土壤,受社会、文化传统等非经济因素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主要通过家庭的人口结构特征、社会特征、金融意识、社会阶层表现出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异质性。在中国,“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意识根深蒂固,父母对子女的培养具有利他性,最典型的代表是中国居民家庭对子女抚养、教育、成家购房、创业等投资成为了家庭必须的投入,因此本文基于家庭投资者为孩子考虑的初衷决定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因素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形成的影响进行深度探析,力图能更准确地分析中国家庭金融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破解“有限参与”之谜。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CHFS)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采用有效的Probit和Tobit计量经济模型,首次从家庭人口结构层面-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因素实证考察了城市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示:第一,城市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影响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决策,而且会对它们的持有比重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第二,同时相比未成年子女数量因素,成年子女数量因素对参与股市和风险资产决策及其持有比例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第三,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与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及其投资参与比重具有“生命周期效应”,在年龄上呈“钟形”特征分布;第四,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房产投资会对股票与风险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者“替代效应”。在全面实施“二胎”政策背景下,我国应基于人口视角的客观条件渐次推进金融产品创新,主要从提高居民收入与财富水平、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与金融意识、规范发展资本市场等方面破解居民家庭对股市“有限参与”困局的思路,以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为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并提供了新的指导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