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是古代人类文明交往史上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鸠摩罗什传教译经又是这一案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通过对他早年在印度、西域佛法的学习，到来长安译经传教，再到其理论思想和译经对内地佛教产生的影响这一发生发展全过程的考察和剖析，来透视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本土文化机体的发生路径、历史契机、接触对话以及进入异质文化下的发展轨迹、命运和异变。这不仅能深化对历史原来面目的认识，也对今天的文化交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印度小乘一切有部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开始以犍陀罗为中心，后转移到罽宾。而且当时的贵霜王国境内，大小乘佛教呈现并存发展的态势。从早期的于阗寺院遗址和龟兹的石窟艺术看，最初向西域输入的是犍陀罗的小乘佛教。随着大乘佛教在贵霜王国的兴起，西域也接受了印度的大乘佛教。从汉地译经中可以获悉，大乘佛教经典主要在莎车和南道的于阗等地流通。而当时的北道龟兹等国继续被小乘佛教统治，不过这一时期影响它们的主要是来自印度罽宾的有部佛法。鸠摩罗什早年接触的主要是罽宾一切有部的小乘佛教。尊贵的地位和聪明的才智，使他很快成为英才少年。在归途的莎车国，他接触了大乘佛教和龙树的中观学说，从此开始了佛法方向的转变。在龟兹受具戒后继续研习大乘佛学，并配合龟兹王白纯的改革，成为名震西域的一代高僧。
　　虽然在两汉时有大月氏人将佛教直传到内地，但从魏晋开始，西域的中介地位逐渐突显，许多高僧来内地传教译经。由于译经的数量有限，译经质量的不高和缺乏佛教哲学的指导，汉地佛教一直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依附于玄学的“格义”佛教，始终不能走向自我发展的道路。同时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五胡十六国许多统治者利用佛教来稳定自己的政权地位。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传教的历史契机。在姚兴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各地优秀义学僧聚集长安听罗什讲学。虽然译经期间也充斥着政教之间与印度译经僧人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但罗什超凡的个人能力再加上其它各种有利因素，使长安译经取得了重大成功。
　　长安的译经传教使印度佛教开始植入中土文化的机体。鸠摩罗什带来的许多印度、西域的思想开始与中国内地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并产生重要影响。中观四论的产生促进了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罗什常以龙树传人自居，中观般若学成为他的哲学主导思想。他真实、准确的翻译了印度中观般若理论，一方面帮助中国僧人正确理解了大乘佛学的真髓，产生了肇论，使中国佛教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有了大小乘的判教意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与中土传统文化的矛盾。这种“毕竟空”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不仅在印度本土甚至在汉地也受到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尚有”和“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与稍后的《大般涅桀经》中“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张不谋而合，佛性论很快替代中观般若学成为新思潮。
　　不仅如此，鸠摩罗什翻译的很多经典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显著的表现在同一种内容，由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命运。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土后，得到严格的挑选和吸收，并在发展中发生异变甚至创造出新的内容。从对诸宗派的思想影响看，《金刚经》在印度长期流传，但在中国的唐代，由于禅宗对它的选择和唐玄宗的御注颁天下，成为唐代以降的至上经典。在印度得不到流行的《成实论》，却在中国的南北朝一度兴盛，成为众多成实论师追捧的名品。龙树的三论之学只是在短暂的隋和唐初由吉藏创立了三论宗，但很快衰落下去。在印度流行的《法华经》，在中国也一直流行并成为天台宗建宗的经典依据。从民众的信仰领域看，印度的观音信仰有多种类型，但中国本土却唯独选择救苦救难这一功能，其后又创造出自己的“经典”，并把他改造成温柔贤惠的女性形象。阿弥陀造像在印度十分少见，但从唐代开始，伴随着西方净土信仰的崛起，成为民众造像的主流题材。弥勒下生信仰由于被下层民众反叛者利用而遭一度禁止，但到了宋代又创造出人人皆知的大肚弥勒形象并广泛流传开来。《维摩诘经》中的居士形象，则成为历代士大夫追求的目标，并对其形象进行了自我的加工改造。这些事实都说明，纯印度的东西在进入异质的中国文化机体后发生了异变，使它更适应本土文化的要求。
　　从鸠摩罗什传教译经的整个过程看，汉文化发展的不足和需要是印度佛教进入本土的前提，而被选择吸收和改造乃至最终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是其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历史时机和方法论的选择又是其成功输入的必要条件。同时在输入的过程中又表现出持续性、时代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分析和透视这些特征，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