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宋理学视阈下的《中庸》思想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吸收、借鉴相关古籍文献和理论成果,全面把握南宋理学家借助于《中庸》阐发义理、找到复兴儒学本体化依据,进而对南宋理学学术发展做出描述和评价。“理学”之名始于南宋,主要是指义理之学,与汉唐之际的考据之学相对。汉唐儒学没有能够承继先秦儒学的本体化发展趋势,加之其繁琐化、神秘化倾向日益突出,偏重于文字的训诂与辩解,忽视对儒家经典书目的整体把握,严重束缚了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宋代学者要重新复兴儒学在学术思想上的正统地位,就必须对原有的训诂之学进行否定,用义理之学诠释经典书目,确立义理之学的主体内涵。宋代学者对儒学的复兴,一方面要同佛老异端之学进行理论层面的对抗,另一方面需要解决自身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对天人之道进行内在的贯通,找到契合点,构建符合儒学的本体形态;其次,对人的心性问题进一步提升和扩充,实现人性与心的内在统一。他们依据先秦儒家的经典文本寻求答案,通过筛选找到了本体化的依据。以《中庸》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其所蕴含的价值和形态,更加适合宋代学术发展尤其是儒学思想的回归。根据南宋时期《中庸》思想的发展过程,论文结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究《中庸》的出处以及《中庸》的主要框架和思想内涵,并对南宋以前的《中庸》思想发展做简短的概括。首先,以中、庸二字为出发点,对《中庸》一书的结构(天人之道、诚论和君子之道)进行分析;其次,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中庸观,至汉唐时期《中庸》思想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再次,以北宋学者对《中庸》思想的诠释为线索,重点把周敦颐到二程的《中庸》思想发展状况进行归纳和总结。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以杨时为代表的学者在南宋初期对《中庸》思想的阐释以及发展过程。从南宋初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入手,挖掘其内在的理论根源;其后主要介绍杨时对《中庸》思想进行的诠释,主要从天人之道、君子之道、圣人之道、对荆公新学的批评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评价。第三部分,介绍罗从彦“静坐体验未发”的“中庸”工夫论思想。从罗从彦对中庸的解释、对天命理的解释、静中体验未发之中、“主静”求中说和对后学的影响方面进行论述。第四部分,论述李侗“静默澄心,求得未发之中”的“中庸”工夫之旨。从李侗体验未发修养学说的来源、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法、未发之中即是性、以及对朱熹“逃佛归儒”等思想影响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第五部分,着重介绍理学大家朱熹对《中庸》思想体系的诠释和研究。从朱熹对《中庸》道统之传的重视、对中庸的释义、《中庸》首章的诠释理路、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的演变过程、对程门弟子《中庸》诠释思想的批评和建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评价。第六部分,简要对南宋中后期叶适和杨简的《中庸》思想进行梳理。主要概括南宋中后期理学发展的情况,并对二人的《中庸》思想分别进行论述。针对他们的《中庸》思想,从对《中庸》的批评和解构为出发点,以“已发未发”、“致中和”、“道即中庸”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梳理。南宋理学家依据《中庸》所阐发的义理思想,确立了儒学的道德规范和天人之际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内在修养和主体体认达到终极之境。在佛老之言甚广、天理人欲不明的社会背景中,理学学者们用彻底的理性主义精神,建构起以“四书学”为文本的普遍哲学意义形态,重新确立了南宋时期儒学的根本价值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