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何必曰利”思想的现实指向并不是一个道德价值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但在这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为此,笔者拟通过对孟子相关思想的梳理,揭示“何必曰利”思想独特而丰富的政治伦理内涵。战国时期,君主不仁,百姓困苦,但风靡天下的杨墨思想并无法为这一现实问题提供适宜的解决方案。是时,孟子为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提出了“何必曰利”的思想主张。由于这一思想本身就是孟子针对谋求私利的君主（梁惠王）而提出的,因此“何必曰利”的主体乃是君主,而非普通百姓,其意在反对君主在为政过程中谋取私利,而不是在普遍意义上否定“利”的价值。这其中不仅包含“义”和“利”的关系,而且也包含“仁”与“利”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对“利”的欲望和诱惑,孟子对君主提出了“修身居仁”与“为政由义”两个向度的要求。就“修身居仁”而言,孟子提出唯有“修身”才能成为“宜在高位”者,同时要实现“治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也必须以“修身”为起点和基础。这首先是要求君主正视“君心之非”,改正为政的过失,不断提升为政修养和治政能力;同时还要求君主以“一体之仁”为根本目标,不断充养自身的“不忍人之心”,自觉的“推己及人”“仁民爱物”。就“为政由义”而言,孟子提出君主必须“行仁政”,因为“民”为国之根本,君主需要通过“制民之产”来“与民以利”,并且从赋税徭役等制度的制定上做到“不与民争利”;同时君主还应普及人伦教化,提升百姓的道德修养,给予百姓精神财富。总之,从政治伦理的意义上讲,“何必曰利”思想的核心意涵就是要求君主为民谋利,而不能谋求自利。诚然,“何必曰利”思想在皇权社会政治建构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修其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完善君主的政治人格、实现对人君权力的规训,“不忍人之心”的充养能够提醒君主保持“仁心”,从而为“仁政”的实行提供思想保障。“行仁政”则可以指引为民谋利的政治制度构建,特别是以“制民之产”为目的的政治制度能够切实改善百姓的生存状况,保障百姓的基本权利;而“教民人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为百姓创造和谐文明的生活环境。从一定程度上看,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依然能够作为现代为政者的基本要求。但是,“何必曰利”毕竟是在前现代生活方式下提出的思想主张,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这也决定了它不能直接为现代政治伦理服务;它的重要价值在于为当下政治伦理建构提供标准,即要想建构顺应现代性价值的政治伦理,必须意识到“仁”和“义”是为政的本源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