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图运用个案分析与综合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在前人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成化至正德前期的士人心态与诗派关系作一解析与梳理,以期对这一阶段的文学发展状况得出新的认识。 成化年间,朱明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等各个方面都进入转型时期。在主流诗文领域,“三杨”台阁体在经历了永乐至正统四十多年的兴盛喧嚣后,在景泰、天顺年间仍未消退,并以其惯性继续垄断诗坛。到了成化时期,由于朝政平庸,君惰臣怠,国家上下都失去了国初的那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心态,士人心目中的盛世幻象破灭。同时,在经济发展、科举盛行以及阁臣奸邪等因素的刺激影响下,程朱理学的神圣地位受到怀疑和动摇,这就直接威胁到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台阁体作品失去了它存在和滋生的合理环境和土壤。这时,以庄昶为代表的翰苑士人首先觉醒。成化初年的“翰林四谏”事件标志着翰苑士人已经开始了改变自己台阁体创作主体身份的努力。尽管这一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自此以后,士人已经失去了对台阁体创作的主观认同感,台阁体走向衰落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茶陵派是由台阁体到复古派之间的过渡诗派。成化以来,朝政平庸胶着,气氛沉闷,茶陵派诗人普遍具有“朝隐”心态。他们虽然身居翰苑馆阁,地位尊隆,但并不在意禄位的升迁,而是更喜欢在喧嚣的朝市之中,给自己开辟一块心灵休憩的绿洲,以寻求个人精神诗意的自适与栖居。茶陵派诗人如邵宝等虽然也主张诗文复古,但态度要比李梦阳温和灵活得多。他认为应当师法古人,但不必非六经、三百篇,甚至可以“师今之名天下者”,提出“复古于通今”的观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成化中后期,一股新的文学力量开始于翰苑馆阁之外逐渐凝聚、成长,它就是身在职曹的郎署士人文学群体。他们逐渐变革过去仅仅应职听差办事的为官生活方式,于公务闲暇之馀,借宴饮聚会之机,探讨时局,以诗文相互激励,抒写怀抱。尤其是成化末期的郎署士人邵宝、储巏更为活跃。一方面,他们自身成就突出,为时流翘楚;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接引后进,从而促进了郎署文学的兴起。郎署创作群体身在曹职,长期公务的锻炼,使他们形成了干练务实的作风,因而在诗歌创作方面也一洗翰林士人的柔弱冗乏,呈现出刚健向上的艺术风貌。在创作基调上,一方面,他们开始着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