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我国电视广告的发展现状出发，总结了电视广告意义系统生产与传播的结构转型一一从符号象征层面的“意义转移”向社会功能层面的“意义依附”的转向，分析了“意义依附”所蕴含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力量对抗及其风险性，考察了电视媒体、广告商、广告主在传播商品化的冲击下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剖析了造成种种“利益共谋”的体制性弊端和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电视广告进入公共领域产生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提出应该恰当运用电视广告的社会意义去正面建构受众的公众身份。只有建构起公众身份，才能使得受众参与到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权力博弈和争夺之中，并且去维护和捍卫大众传媒的最高原则——公众利益，以克服“意义依附”可能存在的误区，进而使电视广告研究在社会学批评层面获得了理论探讨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