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万岁剧团(以下简称“中万”)、中电剧团(以下简称“中电”)、中央青年剧社(以下简称“中青”)是抗战时期活跃于重庆剧坛的三个最知名的官办剧团。在大后方的抗战演剧史上,它们凭借在1941—1945年四届雾季公演中的成绩而占据一席之地。本文就是关于中万、中电、中青的专题研究。前言首先以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为标准,梳理了中万、中电、中青的职业化历程,明确1940年代官办剧团的职业化就是一个努力摆脱官方束缚,与市民社会彼此认同的曲折过程。其次,指出中万、中电、中青在抗战中后期的生存奥秘是剧团职业化后对市民社会的“隐蔽”认同。中共南方局的文化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作用,而国民党的话剧政策则与主管单位对官办剧团的监管制度合谋,共同阻碍了中万、中电、中青向市民社会靠拢。这种阻碍决定了官办剧团要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达成与市民社会的相互认同。第一章探讨中万、中电、中青的“立”、“撤”缘由。抗战前期,国民党因抗战建国宣传的需要成立了大量的官办剧团。但随着抗日战局与国内政局的变化,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理念被置换为“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一党专政”,背离了市民社会对政治民主与保障民生的两大诉求。中万、中电、中青却因职业化而不断亲近市民社会,因此演出了一系列表面上认同政治国家,实际隐藏着对政治国家“质疑”的市民话剧作品,从而埋下了被裁撤的根源。抗战胜利后,中电、中青因演出造成的巨额亏损而直接招致裁撤,中万则作为国民党的戡乱工具得到了保留。这就表明国民党只是将官办剧团视为其政党观念的宣传工具,当该工具不能发挥作用时,即将之废弃。第二章论述中万、中电、中青职业化的“深入”与“疲软”。1941年底,中万、中电、中青在生存压力的直接推动下,进行了大幅度的职业化。职业化对官办剧团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冲击,具体表现为周转资金的多元化与演员收入的多样化、剧团的社会化与剧人的职业化,以及剧目建设的市民化倾向。然而,官办剧团职业化的深入还是要受到国民党话剧政策与剧团监管制度的联合限制。1943—1944年,国民党加强了对官办剧团的剧目控制,导致中万、中电、中青的“演出稀少”与“开销浩大”这两大沉疴愈发严重,并因此连带产生了“人浮于事”、“演出亏损”等问题,形成了官办剧团在抗战后期职业化的病态。第三章重点讨论的是抗战后期中万、中电、中青任务戏的“演”与“弃”问题。1943年,国民党为配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宣传与推广,指定一系列任务戏,并委派官办剧团上演。这些任务戏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战国策派作家陈铨的《野玫瑰》、《蓝蝴蝶》等剧;其二是由国民党文人王平陵、鲁觉吾创作完成的惩治奸商剧。《野玫瑰》因涉嫌表达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曾在1942年遭到中共南方局的批判。但剧本“抗战锄奸”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市民社会的需要,虽然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抵制,但还是能在1943年由中万重演。《蓝蝴蝶》则因牵涉到国民党对中万的独裁式管理,受到剧人们的坚决抵制。中万剧人对待陈铨剧作的不同态度,显示出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后期阶段时,市民意识尚且因全民抗战的需要受到落后的国家观念的束缚,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却会促使市民意识尽快摆脱这种束缚。到了 1944年,国民党在中青推广惩治奸商剧时,市民意识已因民生问题的全面恶化而进一步觉醒,所以,该类任务戏受到了中青剧人的抵制而无法上演。中万、中青剧人在不同时期对待任务戏的不同态度,体现了抗战后期市民意识与国家观念从夹缠不清到正式对垒的复杂过程。“结语”探讨了抗战时期中万、中电、中青职业化的经验对现阶段国有剧团改制的启示,明确了生存压力在官办剧团职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营剧团如果不改变自己对政府扶持资金的过份依赖,就很难缓解自己现阶段的“病态”,还要继续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