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肯定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这次大战第一次把人类的所有决定性元素全都用来同时思考同样的观念、至少思考同样的观念名称。”①沃尔特·李普曼如是说。20世纪初始的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的媒介产业发生了巨大变革。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自此启程，正是这些新兴现代通讯手段的出现，使人们第一次主动尝试在全世界范围内恢复“共同意识”。当然，这其中不乏那些来自政府和军方高层的，对公共舆论的人为操控和精心部署，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Lsaawell）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Technique in World WarⅠ）毫无疑问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作为当时宣传研究的最高权威，拉斯韦尔博士带有开创性和预见性的写作几乎涉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的所有传播媒介，报纸、宣传手册、传单、书籍、海报、电影、图片等。诚然，媒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纸制印刷媒介领域中，报纸和其它出版物基本承担着这个时期的舆论导向和信息传播，而无线电广播的发展则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其军事作用远远超过其作为公共媒体的传播作用。然而，这非但没有妨碍广播作为新的大众媒介在日后的辉煌成就，反而为那一时刻的来临积蓄力量，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伴随着另一场规模和范围更大的世界性战争，无线电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世界大战堪称是人类大众传播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鉴于一次大战中广播网还没有作为公共媒介正式发展形成，因此鲜少用于战时宣传活动中，拉斯韦尔博士的研究并没有对这一领域过多阐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为传播时代开启了一个新起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电缆的发明应用以及随之诞生的电报和无线电广播技术。收音机不仅成为公众了解外部世界和大战形势的扬声器，更是交战各国政府军界的传话筒，它作为战时最重要的宣传载体之一堪比最具杀伤力的战争机器。此篇论文之内容将主要叙述和讨论作为站在同盟国阵营一方的美国如何利用电台广播媒介在整场战争中的宣传战略及其影响和意义，同时揭示美国政府和公共广播在战时宣传工作和技巧上的得与失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参战国之一，其地理位置和战略部署囊括了亚洲—太平洋和欧洲两大战场，虽然美国国内在这场战争爆发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隔岸观火和争执讨论中，其立场动向和战略部署对整场战争的走势和结果，乃至诸国的战役局势和政权更迭的巨大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活跃和作为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政治，它在战时对内和对外宣传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其中的广播宣传更是如此。虽然二战爆发初始，时任总统的罗斯福对“宣传”、“舆论”等词语抱有对待社会主义或者专制独裁相似的固有偏见，虽然词的本义“散布或宣传一个思想”①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澄清的一个事实就是，在复杂险恶的国际政治和战争的环境下，特别是一战中宣传工作一些不良做法，使“宣传”一词逐渐带有否定的态度。即便面对在以往相对中立的新闻报道时传播者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会显现出偏差，这样的做法也因此极易被打上“宣传”的烙印。虽然，我们无法认同完全公正客观的新闻内容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存在，因为任凭是最出色的战地播报员记者和新闻机构也无法避免会在播报中掺杂民族和国家的个人情感，更不用说那些精心策划的来自国家高层的消息了，而这些往往就会成为战争中的另一场较量。作者将在下文中详细探讨美国以及关联国在这场触目惊心的世界大战中同样引人注目的广播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