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一些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在流入地从事务工和经商等非农工作。伴随着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就导致了大量随迁子女的产生,也因此而带来了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　　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随迁子女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流入城市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身份困境,在教育权利和机会方面,遭遇到诸多的歧视性对待,严重地妨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当前随迁子女教育中的户籍身份困境,不仅体现在随迁子女的入学环节上,同时也体现在升学考试和就业等各个方面。在入学环节,流入地的学校,尤其是城市公办学校对随迁子女入学普遍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如收取高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等,使随迁子女基本无缘分享流入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升学考试环节,随迁子女基本不能享有与城市户籍子女同等的权利和机会,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目前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基本上没有开放,在中小城市则是半封闭、半开放。这种高考捆绑户籍的制度安排,严重侵害了随迁子女的基本教育权利。在就业方面,户籍身份的不合理限制也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在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中,还是在公务员招录中,各地也都明确地提出了户籍身份的要求。　　户籍身份对于随迁子女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制约与限制,严重背离了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价值。因此,打破户籍壁垒的限制,消除随迁子女教育中的户籍身份歧视,不仅有利于受教育者平等、公平地接受教育,也有利于随迁子女的健康发展和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解决随迁子女教育中的户籍身份困境的策略,主要包括加快户籍改革,剥离户籍的附带功能,实现教育与户籍“脱钩”,深化高考和中考招生制度改革,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推广实施教育券制度等。